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的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国志）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10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它的同志报仇。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上母亲逝世后，我即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和到大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却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往那些有钱人淘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室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二十四年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我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行列；从那时以后，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狭小无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处托人活动转业，最后回到家乡小学里当了教师，接着又当了一学期小学校长。这样我的生活是“独立”了。因为职业关系，也得到少数人的尊敬了。但我应当说，我是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直到抗战爆发，因为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但可惜的是：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营）。因为想学一点军事学识，三个月后，我考进了这“团体”的“息烽训练班”（他们是以“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的名义来招生的）受训。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啊！）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我就被捕了！
    在监禁之初，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读新书店”经理──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 “团体”的政治性质，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驻有人民队伍的新四军的皖南去，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无识，在十里之外，我又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