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孬”这伙人，却恨得咬牙切齿，骂道：“真他妈的邪门，越斗，她的干劲倒越大了！”

    玉兰这股劲，竟然使“老孬”这伙人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吕玉兰不耻下问，夜晚在瓜架下向老农讨教问计。自左至右为：老干部吕廷伟，老贫农吕天全，吕玉兰，吕老奶奶。

    在著名诗人田间等采写的《只争朝夕》这篇报告文学中，还专门写了一位中共聊城地委同志找玉兰谈心的故事，表现了党组织对她的关怀和培养：

    就在这种情况下，玉兰一直顶着风险，坚持斗争。那一阵，玉兰由于下冰水堵堤，闹了关节炎。在病中，她坐在屋里读毛主席的书，给县委、地委写信，申诉原委。地委派来一位叫王巩的同志，从县里打电话给玉兰，要她到县里去谈话。玉兰得了讯息，身上突然来了一股莫明的劲，忘了腿疼，饭也不吃，骑上自行车，一口气蹬了六七十里地，到了卫运河桥边，下了车。

    卫运河春水缓缓地流，泛起微波。岸边柳树，枝条垂绿。北边不远，临清塔巍然屹立。卫运河大桥，连接着东西两岸，临清紧傍桥东。过桥不远，就是县的领导机关。啊！十几分钟后，就要见到领导同志了。玉兰心潮澎湃，热泪奔流，鼻酸眼红，止不住一阵热泪，夺眶而出。玉兰，这个倔强的姑娘，在爹娘面前，在病苦的折磨中，在艰难斗争的日日夜夜，从没掉过一滴眼泪。可是，一当要见到领导同志的时候，却刷刷地掉下泪来。

    党培养她成长，党教导她心明眼亮，她血液里是党的生命，她把青春献给党的事业，宇宙间还有什么东西比党亲啊！

    她推着车子，不住的滚着热泪，一直来到县委会。王巩同志见到玉兰又病又累，眼泡哭得红肿，非常关心她，忙张罗她吃饭。吃了饭，又安排住处，让她好好休息一晚上。第二天，王巩同志和她谈话之前，先向她讲了一个条件：“不要哭。”玉兰了解领导同志的心意，紧咬嘴唇，强自抑制，一口气说了四五个钟头，像孩子对母亲诉说衷情，把事情经过都讲了。

    下午，王巩同志开始对她谈话。他面容清瘦，身患肝炎，坐在沙发上，一边谈话，一边用手顶着腹部，一口气也讲了四五个钟头。他讲，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一生就是斗争的一生……最后他讲到，毛主席说过，被敌人反对不是坏事，是好事，只要听党的话，坚持正确道路，终究会胜利的。

    玉兰静静地听着，很多事情都是她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干革命就不能怕歪风邪气，不能怕风吹浪打，尤其毛主席几次同机会主义者斗争，把中国革命推向正确道路的光辉事例，更教育鼓舞了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不久，玉兰又参加县人民代表会，会上被连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回到村里，她的一个亲叔伯二嫂子碰上她，悄声说：“回来了，玉兰？都说你坐‘班房’啦！俺正为你害怕呢!”

    原来玉兰出去开会期间，那些人又制造谣言，说玉兰到县里“反省”啦，坐“房子”啦。过去，玉兰开会回村，党给个人什么光荣，选什么职务，都不愿对人提说。这一次她可要说了。晚上，在群众会上，传达了会议精神以后，她又念了主席团名单，县人民委员名单，名单里自然有玉兰的名字。有的人还是不大相信，玉兰又把会上的文件和名单让大家传看。谣言被揭穿了。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到底邪不压正，他们盼玉兰垮台，就是垮不了。倒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啦！”

    又过了些日子，中共临清市委特意派了一个工作组，专门来村里进行调查。他们进村后，先找了大队干部贾俊刚，了解一些干部和群众写信告状的事。贾俊刚如实汇报：“俺当时没在家，诬告信是‘老孬’他们写的，手章是他们拿去盖的，写的什么，俺全不知道。”

    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使党支部更好地开展工作，工作组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当众揭穿了“老孬”一伙陷害玉兰、诬告党支部的阴谋活动。工作组一条一条地把通过调查核实得来的材料，全部公布于众。广大干部群众高兴地说：“‘老孬’一伙这回耍的阴谋，又破产了！”

    《只争朝夕》一文这样评价玉兰经受的“整风整社”斗争：“这次严重的考验，在玉兰年轻的生命历史上，是一场难忘的斗争。”

在吕玉兰的成长道路上，曾得到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培养和支持。这是长期培养吕玉兰的山东省临清市委书记张镜湖（左）和下堡寺区委书记、下堡寺公社党委书记孙鸿恩。

    如今，当人们读到作家和记者们描写的这一场场斗争经历时，只要想到玉兰当时还只是个刚刚20岁的姑娘，就不由得有些惊心动魄。她是怎样从心灵上经受这些涉及到她的荣与辱、胜与败、生与死的严酷斗争？又忍受着多大的身心磨难和精神压力？虽然，这对于一位年轻女干部来说，是一种机会难得的考验和锻炼，然而这种现实生活里的几乎置人于死地的“考验”，未免太残酷了。

    在东留善固采访时，我曾用一种几乎是天真的语气，向一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们问道：“当年，玉兰同那些犯错误下台干部的斗争，真是太激烈了，也太难为玉兰了。当时，玉兰能不能不斗呢？或者说少斗一点呢？”

    他们用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向我解释道：

    “玉兰也不愿斗，是客观形势逼得她不得不斗，使她被动地进行斗，没法儿呀！”

    “那时，坏人老是利用‘运动’整玉兰，写黑信，告黑状，造谣诬蔑，在村里拉拢和利用一帮子人，砍树、杀牛，还千方百计的要把玉兰搞下台。你说这样个搞法，玉兰咋能工作？不斗行吗？”

    “玉兰为了改变东留善固的落后面貌，才站出来工作，要工作就得解决他们搞的这些阴谋诡计和破坏活动，不然就什么事也别想干，就得靠边站，不斗哪行呢？”……

1960年1月，山东省临清市妇联执委会委员合影。后排左起第六人为吕玉兰，二排左起第四人为市妇联主任胡勤英。

    当年曾在合作化运动中反对过玉兰、后来又在告玉兰的“黑信”上签过名的吕天斌老人，这样向我分析当时玉兰坚持斗争的必要性，以及他对农村干部要不要“得罪人”的看法：“玉兰一心为公，办事又认真，上边咋说的，她咋干，一点折扣都不打，有点坚决劲儿。这会儿看，办点好事也不易。农村总是有些私心重的人，他们办啥事，像要宅基地、分东西等，总是先想着自个儿的利益。你想办好事，就必定要影响这些人的利益，他们能答应吗？他们能罢休吗？他们肯定要破坏，叫你的好事办不成。你想想，对这些人，你光围着他们转，让他们牵着你的鼻子走，你能干成啥事？这样，斗争就来了。所以，什么事要想不得罪人，成‘和事佬’了，肯定啥事也办不成了。”

    吕天斌沉思了一下，又接着说：“怕得罪人就不是好干部！像俺这一辈子，总是想当个‘和事佬’，结果啥事也办不成。还有的农村干部，工作也在干着，但又不愿影响吃，不愿影响喝，老想着得罪人干啥哎！这样，工作必定受影响。所以说，不愿得罪人的人，成不了气候，也不是好干部，特别是不能当正当家人！你看人家玉兰，大公无私，办事认真，敢说敢斗，这辈子才办成了几件事。但是，要做到不怕得罪人，可不容易了，也不少作难。玉兰为俺们村，可没少受苦和罪。唉，你想想，要是没有玉兰的坚决劲儿，要是没有玉兰这么斗了多少回，东留善固也不可能有今天，也变不成这个样啊！”

    这就是一位年逾七旬，曾经反对过玉兰后来又坚决拥护和支持玉兰的老干部、老农民、老长辈，对总结东留善固村几十年来斗争风云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