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又是一个夜晚，劳累了一天了，可她的脑子还在活动，还在说着梦话：“爹，娘，俺有‘八大问题’，对你们也有刺激啊！俺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啊！”她常常在梦中还说着：“俺家出身中农！”“俺没有打人！” “俺不是造反派！”

    我忘不了，那天一早醒来，她突然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俺不活啦，俺要去找邓大姐，俺要去找康大姐，俺要去找党中央，俺要向他们说说，俺没有‘八大问题’啊！”可事实上，她从来没有为这事找过任何中央领导同志，这只是她一时神志错乱的结果。

    当时，河北省委在让玉兰下去的同时，把她的户口从农村老家迁到了石家庄，给她的工资待遇定为行政18级，并考虑到我和两个女儿都在石家庄工作和学习，特地把她的工作单位安排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

    对于党组织的安排和照顾，玉兰是十分感谢的。她多次对人说：“党和人民是对得住俺的，就是到县里当副书记，也不简单。俺过去只是个农村的女孩子，没有党的培养，哪能到这一步啊！”

    常言道：“葱皮薄，蒜皮薄，不如人的眼皮薄。”玉兰下去的消息，很快在省委大院里传开了，有些人的面孔也马上变了。过去，每到节假日，我们家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如今是冷冷清清，有的熟人见到我们躲着走，一些朋友也不来串门了。

    不久，在玉兰的家乡，还传开了“江山要同吕玉兰离婚”的谣言。玉兰父亲特地从老家赶到石家庄，对我说：“村里一直有斗争，所以有人告状。俺清楚，玉兰没啥大问题。”我知道老人怕我这时有变化，告诉他：“不管玉兰遇到啥情况，我永远不会同玉兰离婚！”

    现在回想起来，玉兰也不是没有某种“担心”，因为她总是特意地向我详尽解释当年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和经过。她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我帮她写申诉材料，而且是否也担心我会“变心”呢？这是因为，我跟玉兰结婚比较晚，她的所谓“八大问题”，都是在我们结婚前发生的。关于村里和县上发生的那些斗争，我都不了解。不仅要“对外”做工作，还要“对内”做工作，玉兰真难啊！

    其实，当时我的心跟玉兰一样，也是忍受了多大的压力和委屈啊！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和玉兰一直有病的父母亲，一边还要安慰玉兰。玉兰有时情绪不稳定，我就安慰她，多少次打击，你都顶过去了，还怕这次吗？她说：“这些道理，俺也懂，可是没落到你身上，落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我说：“是的，我讲给你听，其实是安慰你，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患难与共，不仅使我和玉兰的爱情得到了考验，也使我们的爱情进一步升华。

    当我回忆这一段往事的时候，我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流下来。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玉兰饭吃不香，觉睡不着，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往昔那惯有的幽默和风趣，她的丰采消失了。在她的影响下，那一段时间，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没有欢乐，可以说是死气沉沉。到后来，她不能提起这“八大问题”，一说起来，手就要发抖，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好多，面容憔悴了许多，额上的皱纹，更多添了几道，头上的乌发突然窜出了几绺花白。在这之前，她说话总是滔滔不绝。经过这次打击后，她说话也有点迟钝了。过去，她从来不睡午觉，精力也挺充沛。经过这次打击后，体质弱了，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有时夜里睡觉稍稍晚一点，第二天早上就不太愿意起床。而且，她梦话也说得更厉害了，饭量也大不如以前了。我这才深深感到，一个人遭受打击，莫大于精神上受到的刺激；而且精神上的刺激，又莫大于蒙受不白之冤啊！

    1983年3月，曾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常委、青农部部长，农业部副部长，河北省保定地委第一书记的邢崇智，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他听说了玉兰的事情，亲自过问，明确要求省纪委对玉兰的“八大问题”重新进行调查，尽快给本人予以答复。

1987年，担任了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吕玉兰，陪同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左二）到大曹庄农场考察工作。

    这年5月的一天，初夏的阳光铺满大地，天热人心更热。玉兰一进家门，就大声地喊：“江山，快来看！”

    好几年没有听到玉兰这么欢快的声音了，我赶快从房间里走出来，只见她满面笑容，喜气洋洋。我连忙问：“什么事这么高兴？”

    她兴奋地说：“你看，省纪检委的结论出来了，全部推翻了‘八大问题’，俺没事了！”我接过来一看，是关于玉兰“八大问题”的调查结论。

    说着笑着，玉兰又哭了：“3年啦，俺娘俺爹都死了，俺对不住他们啊！”

    我劝道：“不要哭了，因为问题终于解决了。”

    “3年啦，俺没有好好工作，没有好好学习。”

    “你不是一直抓得挺紧的嘛！”

    “哎，当干部太难了！当女干部更是难上加难！”她拿着这份决定，念了又念。到了晚上，又拿出来念。第二天，又拿出来念。一边念，一边笑，又一会哭，口中反复念叨：“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又一次在俺身上落实了。”

    “我说吕玉兰可是个好同志啊！”曾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金明，后来在北京他的寓所向我谈到对玉兰的印象时，充满感情地说，“吕玉兰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忠诚、老实、厚道。吕玉兰多次找我谈过她的问题，觉得自己受了冤枉，有时还边谈边哭。吕玉兰这个人老实，不大活动。她带着‘八大问题’下去，心里难受，心情不舒畅。我鼓励她，安慰她，我也不好多说，当时没办法。我是尽量保护她。我不是故意保护她，因为事实不对嘛，有问题我们就处理她，没问题我们就要澄清嘛。当时不应该那么对待吕玉兰，但是很多事情有阻力，我遇到很大压力，受到很多限制，没做到。吕玉兰的家里不是那么个情况，工作上面没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失误。不要说没有犯大的错误，就是小错误也没有犯过。她后来生病跟这次打击有关系，她是受冤屈得的病，也就是说，她心里窝着一肚子火。”

    说到这儿，金明热泪满面。

    玉兰通过这次打击，变得更深沉，更成熟了，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也更深了。她对我说：“你一定要把俺的材料和组织结论保护好，将来把这段经历告诉咱们的两个女儿，要让她们懂得人生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不久，玉兰对来看望她的东留善固干部们，回顾了这些年来一次次经历的斗争。她对这次谈话很重视，特意在笔记本上起草了几句提纲：“这些年来，整风整社、粗线条四清、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挨整的，回想起来，大字报没少糊，头没少低，难没少作，泪没少掉，但靠毛泽东思想坚持下来了。感谢上级党的支持，感谢广大干部、贫下中农和群众的支持。我们经过斗争，形成了团结的、艰苦奋斗的领导班子，这是干出来的，也培养了自己。荣誉应该记在党的账上，应该有决心，步步攀登高峰。”

    5年后——1988年5月，河北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在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副省长进行差额选举时，许多代表自发地联合提名玉兰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副省长候选人，正式选举时有263名代表投了她的赞成票，比大会提出的正式候选人得到的选票还要多。第二年，玉兰再次获得代表提名候选人资格，得到的选票达376张，接近当天有效票数的二分之一，只差20票就可当选。第三年，玉兰又一次获得许多代表的提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玉兰没有当选，但在心理上还是获得了安慰。她几次对我说：“人民没有忘记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