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你明天就来取稿！”毛泽东慨然应诺。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2期（邓小平主持《红星报》后，重新编了号）第4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尽管毛泽东撰写此文时，这位红军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已被“左”倾领导人完全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只保留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职，但是，毛泽东仍然关心党和军队的工作，关注《红星报》的出版。毛泽东在《吉安的占领》一文里，用2000余字，详细地回顾了红一方面军1920年10月4日成功地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攻吉战役的重要经验。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领导人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够了打所谓“正规战”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纷纷怀念起“游击专家”毛泽东，盼望他早日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岗位上来。

　　1934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和前来参加典礼的邓小平谈话。临别时，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以便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之用。对于周恩来的赠物，邓小平十分地珍惜，特地找来红洋漆，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4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67年前邓小平使用的马灯经历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如今已成为邓小平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长征中唯一的《红星报》号外1931年至1934年，王明把持着中央的领导权，在党内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破坏党政、军政、军民关系，忽视党内干部教育和群众利益，造成党内部分同志纪律松懈，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在红军队伍中时有发生。为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教育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保护群众利益，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在这天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这张号外报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报道重大新闻和消息，而是刊登了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内容。全文如下：《红星报》号外本报号召创建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与群众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本报提出下列号召：（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

　　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

　　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上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竞赛，并向本报常通信。

　　如今，《红星报》的这份特殊号外，已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