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星》报关十红军长征中党中央的重要活动及政治工作的报道

    （一）关于党中央召开通义会议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二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在二月十日至三月四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并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和《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这些重要文献在及时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的同时，及时传达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的精神，要求全军指战员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夺取革命的战争的胜利。在二月十九日《红星》报所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中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同政治局的决议。认为在过去整个的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上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整个突围的行动中，还是继续着这一错误。这一错误路线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不了解，对敌人力量的夸大，对敌人堡垒主义的投降，以及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出发的。这一错误路线的恶果，是使中央主力红军遭到了相当的损失，中央苏区变成了游击区，使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是华夫(即李德)同志与博古同志。干部会认为反对以右倾机会主义为根据的单纯防御路线，总结反对五次‘围剿’的经验，正是为着求得军事上战略战术上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家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在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任务之下，全部队的党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身作则的领导战土进行地方居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以猛烈扩大红军来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同时必须反对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和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与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取得战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胜利。”遵义战役后，在三月四日《红星》报所刊《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又再次指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胜利，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我们发扬了运动战的特长，六天之内击败了二十余团敌人。这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的敌人。”

    （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的精神，除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外，主要是针对张国焘反对党和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强调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根据决议精神，《红星》报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还在两军会师前夕，六月十一日，《红星》报就发出号召，要求方面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即行准备与会合时副联欢晚会”。同时，“征求剧本、山歌、诗歌备联欢晚会之用”六月十五日，《红星》报专门开辟了“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持长！”的专栏，加强对一、四方面东会师的伟大意义和促进两军团结的宣传。在专栏中，《红星》报发表了《伟大的会合》的社论，兴奋地指出：两军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希望“我们每个部队都要准备着，在与四方面军亲爱的弟兄们相见时，举行大规模的以至各连队的联欢会和交换战斗的经验，使这一会合，不仅政治上大大提高全体红色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并且达到提高作战经验与军事技术的目的”同时，刊登了总政宣传队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组织红军各部队进行认真的教唱。为了进一步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加深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红四方面军的了解，《红星》报还在这个专栏中发表了《向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文章、从红四方面军的产生，反“围剿”的胜利到长征以来的胜利等六个方面，向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作了详细的介绍。接着，《红星》报又在这个专栏中，全文刊登了红—、四方面军首长分别代表所属全体指战员相互慰问的致敬电《红星》报的这些宣传教育，有力地促进了两军指战员对胜利会合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和相互间助了解，为加强两军的团结打下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红星》报还边疆报道了一、四方面军指战员加强两军团结和阶级友爱的典型。六月二十日，《红星》报在《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一文中，报道了红一方面军的“坦克”部队，“一个动员捐了八百元”、“没有一个同志不参加的”，“表现异常热烈”。“太阳”纵队，在政治处的号召下，为了慰劳百战百胜的四方面军，“也是没有一个不捐的”，“特别是三科和野战医院为最多，刘光甫同志一个人捐了二十元”。六月二十七日，《红星》报在《接二连三的晚会》一文中报道：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举行干部同乐会，红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全部参加，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在未开会前，“两方面军的干部互相谈论过去战线”，“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愉快的表情”。大会开幕后，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和未总司令讲了话。接着又会餐和观看晚会。晚会上，有两个方面军的文艺演出，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跳舞，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名角表演的“十七个”的名剧，有“猛进”剧社的表演等，整个“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的第一次”。二十三日的下午，红一方面军篮球队又同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了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不很高，但活跃的精神“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红色健儿的大好身手！”八月三日，《红星》报在《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一文中报道了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的“热烈的慰劳”。文章指出：仅三十一军组织的慰劳品，就有衣服四百九十五夺套又十九件下装，草鞋一千三百八十六双，毯子一百床等；九军组织的慰劳品，汗巾二百零三条，袜子三百五十七双，皮衣四十七件，得皂两块等；四军组织的慰劳品，草鞋一千二百三十六双，单衣一百九十一套，袜子六百九十双等；军需处组织的慰问品，棉大衣一百七十九件等。此外，“总政治部又先后接到四方面军慰劳品两批，分发给一方面军各部队”

    《红星》报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两军广大指战员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友爱。该报评价说：“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野战军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将依靠着这种力量很有配合的作战，不断的取得伟大的胜利。”

    （三）红星报的情况

    《红星》报在及时宣传和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还根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实际情况，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宣传工作。

    一是巩固和提高红军的战斗信心。《红星》报第一期明确提出《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进行连队的政治教育与鼓动，详细与耐心解释目前紧急转变的战争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巩固与提高红色战士的战斗信心。”并要求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根据运动战中的政治工作的特点，以短促的时间与有力的鼓动，运用一切可以兴奋战斗情绪的活泼方式，如唱歌、化装演讲、五分钟军人大会等。进行宣传鼓动。报纸还对一个师的宣传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竞赛、活跃部队情绪的做法作了专题报道，号召各部队向这个宣传队学习。

    二是解决生活和作战中的交际问题。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由于路备不够，不少战士没有鞋，赤着脚行军针对这种情况，《红星》报第二期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评论，要求各级领导把解决部队中的草鞋提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位置，并提出了解决草鞋的具体办法：（1）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2）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3）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的同志打草鞋。《红星》报第四期还为此发表评论，要求政治机关保证落实，做到没有一个战士打赤脚。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取得四渡赤水胜利后，开始以主力威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不断派飞机到红军活动地区实行轰炸和侦察。四月五日，《红星》报针对部队缺乏防空知道和经验的问题，在《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一文中，及时介绍了防空的办法，并号召政治工作人员立即进行防空工作的宣传教育。后来随着开气逐渐转热，《红星》报第十四期又进行了预防疾病的宣传，讲明注意卫生对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意义，号召指战员“不吃冷水，每人做个竹筒，装上开水在路上吃”。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并决定北上后，《红星》报针对部队而临粮食极端缺乏的问题，连续发表《为消灭掉队落伍现象而斗争》，《红六团在草地中的艰苦奋斗》、《为筹集充足的粮食而斗争》等社论和文章，还通报了部队尤其是红六团，由于没有注意储备粮食，部队过草地处于极渡饥疲状态中与敌骑兵作战，以致未能完成任务的教训，动员部队做好筹集粮食的工作，强调只有筹集足够的粮食，才能克服可能碰到的最坏环境，完成战斗任务。

    三是做好群众工作和贯彻民族政策。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星》报在第三期上就发表了《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社论，要求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敬爱。还在《红星》报第五期登载的《健全连队中的宣传工作》一文中，号召加强连队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开展连队写标语竞赛，“把我们的一切标语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斗争”。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写一至五个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笔、石灰、石块书写”，“凡是宿营和大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在红军进入湖南及云贵川边后，计对这些地区比较穷苦和多民族的特点，《红星》报在及时发表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的同时，还发表了《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委的行为》、《不要到处屙屎》、《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一系列文章，要求红军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保证不损害群众利益。此外，还针对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提出注意事项。如红军进入凉山彝民聚居区后，《红星》报即在《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和《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中，号召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的工作，采用各种方法找寻他们的线索，与他们发生紧密关系，抓住他们反军阀的热情，组织彝民游击队，团结他们在我们周围”。并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

    《红星》报在长征中的这些社论、文章和报道，及时地传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使红军能够得到及时有力的指导，有力地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了党对红军的思想领导，鼓舞和保证部队完成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研究红军长征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