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精神科学应当回归的人文主义的诸多传统,恰恰符合中医药的人文传统,且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事实上,伽达默尔虽然建立了自己的解释学,并且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但是他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人文学术界,他所提倡的教化尚需要与现实问题的拓展性解决相结合。从伽达默尔针对的自然科学的遮蔽问题而言,中医药学应当是受益最大的中国学科,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影响尚未出现。因此,只有确立这个“精神科学”的解释原则,才能根本改变百年以来从自然科学研究和解释中医药的模式,充分发挥出中医药的原创潜力。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对科学的认知,进而提出对科学史、医学史、文化史和文明史重新建构的历史性任务,并进而深刻改变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和对学术研究的时代性要求。
总的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面向全球,养生文化的教化体系亟待建立,这是一个化解疾病、化解矛盾和化解文明冲突的新路径。而从这一历史要求出发,确立中医药的“精神科学”性质将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其精神面貌,发挥其原创活力,并进而促进全球健康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玉辉.中华养生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2] 李海玉.国医大师陆广莘学术经验集——创生性实践的“健康医学”论.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3] 黄小洲.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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