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延安时期，针对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毛泽东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讲中谈道：针对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1960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37个，学员2300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36000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