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底，饶兴同志在湖南韶山留影。

建国初期时的饶兴同志。

    夏曦，字蔓伯，(1901—1936)。生于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

    早年曾为毛泽东校友。毛泽东称其“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

    1919年，他加入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和领导人之一，在团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与毛泽东、何叔衡、柳直荀等人在湖南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

    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省学联干事部部长，柳直荀任评议部部长。

    1924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为湖南省委)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何键发动“马日事变”前夕，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让工农两会纠察队“镇静待缴”，自己却逃离长沙，省委自行解散。曾参加南昌起义，后奉命转移到上海。9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浙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指导工作。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委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各地工农武装暴动风起云涌。

    1928年5月，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成为王明宗派小集团里的“二十八个半”之一。

    1930年，回国，任中共江南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3月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他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后来，他对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6年2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贵州毕节溺水牺牲。

    1934年，我与夏曦同志有过两次短暂的接触。1935年以后，他下放到六军团工作，我始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直至他牺牲的最后一刻。夏曦同志牺牲时我就在他身边，亲历了事情的整个过程，我记忆的非常清楚，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让人难以忘怀。

    1934年9月底，我和夏曦同志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在红六军团五十一团任总支书记。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经过艰苦转战，到达贵州，准备同红二军团（当时番号红三军）会师。红六军团的四十九、五十一团一部，活动在黔东沿河地区。一天在行军途中，突遇敌人袭击，我所在的五十一团后卫营被敌人切断，经过激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但和大部队失掉了联系。在找部队的途中，意外遇上红二军团的收容队，我和四十九团总支书记李铨随即来到红二军团司令部。因我们是六军团的团级干部，在红二军团很受优待，一直同夏曦同志住在一起达半月之久。

    当时夏曦同志给我的印象是为人谦和，对我们六军团的同志十分关切，每当谈起六军团从湘赣到贵州的艰苦战斗历程，他都表示深为钦佩，尤其在谈到任弼时同志时，他更为敬重。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我第二次见到了夏曦同志，他像老朋友一样高兴地对我说，“这是我参加党以来的第二次伟大胜利”。26日，在川黔交界的酋阳县南腰界开了会师大会，二军团恢复了原番号。至此，红二、六军团八千健儿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由于夏曦同志在湘鄂西根据地，错误的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在肃反中搞左倾扩大化，犯了严重错误。1935年3月，中央对他所犯错误作出了处理意见，夏曦同志调到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我在政治部任总务处长，夏曦同志成了我的直接上级，接触多了起来。

    中央关于夏曦同志问题的指示在团以上干部传达以后，我们都担心他会从此一蹶不振，打不起精神来。但是随着接触的增多，我们发现夏曦同志对组织的批评处理，不仅虚心诚恳地接受，而且努力在实际行动中加以改正。

    王震同志还对我特别交代，“饶兴啊，夏曦同志年纪大了，你们要劝他注意休息，生活上多照顾他。”

    在贵州，战斗异常频繁，部队伤员很多，如何妥善安置伤员，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夏曦同志找到我，派我到卫生部任政委，帮助戴正华部长解决伤员安置问题。工作中有时话题扯到湘鄂西肃反时，他仍会很沉痛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清的账啊！即有负于党，又负于人民。这次你去卫生部，一定要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你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听了他这番话，我也很受感动，当即表示，一定完成好任务。

    1936年2月中旬，部队攻占了毕节。刚休整了十几天，国民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玲、郭汝栋等部七个师外加一个旅，向毕节逼近，企图一举歼灭我军。敌众我寡，军团部决定撤出毕节，那时我已回到政治部总务处。撤退前一天，夏曦同志担心地对我说，“前几天敌工部李云辉部长到土匪席大明部做争取工作，现在还没有回来。部队撤退的时间，李部长是知道的，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万一部队转移后，李部长再回毕节就麻烦了”。我见他忧心忡忡，就劝他不要着急，李部长知道时间，应该按时回来的。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开始撤离毕节。夏曦同志又来到总务处找我，并说，“李部长还没有回来，我们到前边去接他一下吧”。他向军团部王震同志打了招呼，嘱咐我带一个警卫连同他一起前往。我马上集合队伍，夏曦同志骑着马，向土匪盘踞的野马川、七星关方向出发。

    天还没亮，我们借着月光，穿过林子，又过了几个山头，大约走了十来里路，天也亮了。我们登上一个山顶，向下俯瞰，陡峭的悬崖下一条河，探出的峭壁遮挡了半个河面，河水从山崖下流过，由于山岩的阻挡形成了一个大的漩涡。从崖顶到河边只有一条崎岖陡峭的小路，上下都很困难。但河的对面却是缓坡山地，坡上还有稀疏的耕田。我对夏曦同志说，“前边就是土匪活动区了，这里是李部长回来的必经之地，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夏曦同志看了看，同意了。

    我让警卫连布置警戒，注意河对面的小路。

    我们等了几个小时，大约到了中午11点，还没有见李部长的影子。夏曦同志很焦虑，对我说，“现在还不回来，会不会被土匪扣了？”，我说，“不会吧，红军在这里声势很大，他们不会不考虑后果，未必敢扣李部长。”夏曦同志说，“这次派李部长去，是我考虑不周，急于求成，又犯了左的错误。我不应该一开始就派这样重要的干部去。要是出了事，我真该除（湖南土语：该死之意）！悔之晚矣。”说着便要过河去看，我连忙说，“这样过去不行！对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不了解，贸然过河是有危险的。”我抬头看看太阳已升到头顶，就提议先做点饭吃。离山顶不远，有一家小客店，我们拿了些米到小客店请店主老乡做饭。

    饭后，大约又过了一个钟点，李部长依然没有消息，夏曦同志焦急万分，非要亲自过河去看看不可。觉得有点拦不住他，我就让他等等，马上跑到山顶布置警戒，一刻钟回来时，夏曦同志已带着两名警卫员下了山，正在涉水过河。

    这条河不深，大约齐腰深，但水很急，他们趟出了二十来米，对面山坡上突然出现两个农民装扮的人，向河边走来。警卫员一见，立刻高声喝问，“干什么的，站住！”，两个人也不答话，仍径直朝前走，一个警卫员立刻拔枪“砰砰”朝天鸣枪示警，另一个警卫员马上扶夏曦同志往回返。贵州的三月，乍暖还寒，天气阴沉沉的，夏曦同志身上穿着一件皮大衣。由于连日来紧张的工作，休息少，身体已很疲惫，又有皮大衣阻碍，在河里走起来摇摇晃晃。蓦地一股急流冲来，一下把夏曦同志和警卫员冲倒了，他们都不会游泳，很快被急流卷进了漩涡。

    下山的路，不时有山岩的遮挡。我听到枪声，以为有了敌情，快速跑下山来。

    到了河边，早已不见了夏曦同志的身影。水的下游有一处被峭壁和侧立山石连成的一条细细的水上岩缝，水从下面流过，从岩缝里面望进去黑压压的很深，没有亮光，河水冲击着山岩，在这里快速旋转，发出哗哗的声响。战士们几次试着下去，无奈水流很急，几次都差点被水冲走。看看实在不行，我们找来一条小船，因为缝隙离水面太矮，船过不去。我们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李部长突然回来了。原来他为了争取席大明的土匪部队，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政策，因而耽搁了返回时间。李部长马上和我们一起寻找夏曦同志，我们绕过岩缝顺着河流往下游走。黄昏，我们终于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体。我们先把警卫员的遗体掩埋在河边的山坡上，又将夏曦同志的遗体放到他平日的坐骑上，开始追赶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