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医互补
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形而下之器向形而上之道升华,同时又是形而上之道不断转化为形而下之器的双向或循环过程。中国文化中历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众生平等,认为天人合一才可得道、成佛。
而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后,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人成了万物的中心和主宰,对人类力量和理性的崇拜,使哲学家还没把人与自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统一起来探讨,因此造成了人与自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割裂,这进一步导致了当今人对自然界片面索取和对自然法则的公然践踏。科学技术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文明发展的源泉,又是现代种种罪恶的渊薮。
因此,对现代科技必须反思,对现代生活方式也必须重估。《医道》对东方文化中的儒、道、释与医进行了一一对比的分析,发现儒、释、道、医在中国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互补的,因此“儒释道医互补”的文化就是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
医道既是形而下的器又是形而上的道,所以才能体用互动,道术相间,既提供治病养生之道,又总结治国安邦之道。如果否认了道,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就一无是处了!天人合一的“一”,正是那个大道所在,正所谓得一者无一不知。事实上,我们目前真正能拿出手的原创也只有中医了。外国留学生到中国除了学习汉语,主要是学中医。
由五行进一步抽象,便自然会得出一个更加根本性的中医基本概念――阴阳。阴阳并非中医的发明,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自然的生根、落脚的土壤,阴阳的概念通过医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医道中的阴阳和合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灵魂和基因,集中体现了东方辨正思维的独特价值,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全部智慧。
阴阳和合是对阴阳矛盾关系的一种高度抽象,只有具体分析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揭示宇宙万物一物两体、阴阳和合的普遍特性。《易经》中,阴阳观念是潜在的或隐含的,在《易传》中,阴阳范畴及其观念才以纯粹思想的形式出现了。《易传》具体阐明了道与器的关系,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它更进一步深刻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由阴阳和五行这两个医道中的基本概念来观察世界,会发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阴阳和合体,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阴阳,无物不是阴阳,于是医道足以成为人类认识与活动的指南。
医道与国运
中医的核心就是道,医与道从来就互为一体,互动互生,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而不可分割。在全球化的文化整合中,惟有医道精神的复归,才能使中国在当代的“文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与此相伴的是日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
假如我们非要与西方哲学对比,就不妨把中国的医道视为一种哲学――医道哲学。这既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一种与西方文化和哲学不同的道的形而上学。它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并且具有超越的性质。
如此,中国的医道不仅成了哲学,而且是以医道为本体论的哲学,这个哲学体系既表现为儒家《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运演体系,也表现为道家老子所说的“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无观其妙,以有观其微两者同出而异名的玄学体系。
太极也好,无极也好,有也好,无也好,都是医道的存在形式。有了这个哲学体系和文化精神,中国人看问题、想问题就不再局限于经验实在和生活的细小,而是知周乎万物,会通医道以应变无穷了。
中国文化和哲学几千年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道的观念,始终没有离开形而上的医道本体。从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整个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都是围绕形而上的道发展演变的。道是最高范畴,是最根本性的存在,其他范畴概念都是由它推导演变出来的。
天道、地道、人道,天道中的阴阳、五行、动静、刚柔,人道中的心性、仁义、善恶、真理、博爱等,无不是从最高的范畴道中引申出来的,无不是医道的存在形式和形态,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文化的最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原和价值源头所在。
它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力量,以至于任何个别民族的文化都无法与它抗衡。虽然它几度遭异族文化入侵,但由于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太强大了,异族文化对其破坏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它融化、整合,而它依然巍巍存在,荡荡不绝。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能过历经磨难而不灭,全在于有医道本体的价值源头。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唯道是从”的民族,一个以道的存在为生存哲学与性命之理的民族。
目前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国家已不能简单地用土地、海洋来划分疆界,因为文化早已通过网络、影视、教育、体育等现代渠道跨越了国土,所以当今国家主权最核心的资源其实是文化主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国家概念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其版图一直随其文化价值体系的整合而延伸,每次外族入侵中国的战争也很快演变为一次次文化的整合。中国之所以称之为中国一直是因为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文化的核心消亡,则中国虽有其名,其实已不复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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