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政治营九连驻地的操场上，常常可以听到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在操练场上发出的口令或歌声。她们住在瑞金绵水东岸一条小街的尾端，与我们九连驻地的操场隔水相望。每当我们两队同课出操的时候，男女学员就自然形成了互相观摩，互相激励，互相取长补短的风气。

红军女战士雕像

    这支队伍的成员，个子普遍比我们矮小，一般平均年龄大约在十七八岁上下。她们梳着齐耳短发，戴着红五星灰帽，穿着灰色套头的列宁服装，拦腰扎着皮带，腿上缠着绑带，脚上穿着草鞋，展现出女性的特有英姿。特别是当她们肩扛五响步枪，迈起步来的飒爽身影，唱起歌来的嘹亮豪情，说起话来的同志感情，干起活来的劳动热情，更加令人注目。

    据我所知，中国工农红军组建较早的正规女兵队伍，要算红军学校这支女子义勇军队伍了。这支女子义勇队的队长是康克清同志，政治委员是吴仲莲同志。康克清同志是万安县人，她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女红军战士之一。

红军战士康克清

    万安县紧靠赣江，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沿江城乡人民受了大革命的影响，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当时的共产党人，在赣州、吉安一带进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活动。北洋军阀孙传芳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勾结封建劣绅争夺地盘，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剥削压榨劳动人民，囤积了大量的财粮布匹，1926年败退时，用船水运向吉安、南昌窜逃。在这种军阀官僚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贫民百姓积怨成恨，同仇敌忾，有箭拔弩张之势。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来到这里开展土地革命时，赣江两岸的革命形势，顷刻之间犹如星火燎原，广大的劳苦大众，纷纷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大批青壮年纷纷踊跃参加工农红军。许多贫苦出身的妇女，同男人一样也要求跟随红军闹革命。陈毅同志十分理解这些女性强烈的革命愿望，以及她们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的决心。他认为革命需要妇女参加，因为我们党领导劳苦人民翻身得解放，就包括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在内，所以，在革命队伍中应有妇女的地位，应该吸收她们到红军中来。况且妇女有她们的特长，这正是扩大红军做好部队中的医务和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所需要的。因此，就挑选和批准了一批女青年参加了红军。

    在这批被批准的女青少年中，有一个性情豪爽稳重的姑娘。她，就是康克清同志。她当时只有16岁，个头却长得同一般成年妇女一样高。她从小劳动，若论肩挑背扛，男人也别想在她面前逞强。她入伍以后，抓紧一切时间识字，学习，平时主要担负发动与组织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群众工作。她胆大心细，吃苦耐劳，常常孤身出入于穷乡僻壤，宣传鼓动群众，筹措军需给养；打起仗来，她勇敢坚定，不怕牺牲，于枪林弹雨之中抢救伤员。经过残酷革命战争的考验，党认为她是农村新的女性的代表，具备了干部的条件，应对她进行培养锻炼，因此，在红校组织这期女子义勇队时，就选调了她担任队长的职务。

红军女战士（资料图）

    “义勇军”这个英雄的名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的时候，曾经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华优秀的儿女拿起刀枪长矛，奔赴抗日前线。朱德同志认为：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她们这样见义勇为的主动精神，应予以赞扬和支持，还应从组织上体现她们的意志。因此，他得知一些红军女战士入红军学校学习时，便与当时出任校长的刘伯承同志研究，确定把她们集中起来一块学习，故取名“女子义勇队”。从此，“女子义勇队”这个令人神往而又豪迈的名称，便在红军学校和瑞金城里迅速广泛地传开了。

    这支女子义勇队的战士来源于支援赣州前线的女民工。1932年的二三月间，红军攻打赣州的时候，动员了一批支援前线作战的女青年，担负红军部队的给养运输和抢救护理伤员等任务。红军此次围攻赣州城失利，3月7日被迫从城郊撤退，这些女青年要求跟随红军行动，不愿意返回家乡。她们当中有少数还是红军战士的未婚妻，要求和未婚夫并肩作战。她们说：“共产党、红军是提倡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些支援过你们作战的地方女青年留下来？在这次战斗中你们不是表扬我们抢救伤病员、筹措军需给养搞得蛮好嘛，现在又嫌弃我们，想把我们遣返回去，岂不是口是心非？革命既然需要妇女，难道红军就不需要女兵？”军委的领导听到这些昂扬的呼声与强烈的要求之后，同地方干部商议，确定把这批从赣南各县来的百余名女青年留下来，临时单独编成一个连队随军行动。

    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开会，批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以这支女红军连队为基础，把其他部队中的女战士都集中到瑞金，正式编入红军学校的建制，归校首长直接领导，进行为期半年的军政训练。这些贫苦出身的农村女青年，得知自己连队被正式命名为“女子义勇队”的消息后，更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

【在苏区妇女工作中作出贡献的部分红军女干部在瑞金叶坪村合影。前排：左一曾碧漪，左二彭儒；后排：左一康克清，左二钱希钧，左三周月林，左四贺子珍。】

    女子义勇队的训练内容，除了军事方面的制式教练，射击原理，兵器使用等课程外，还有战场对伤员的抢救与包扎方法。政治课与我们政治营基本一样，只是增加了做妇女工作的内容与方法。在完成上述训练任务中，这些女战士在队长康克清、政委吴仲莲的带领下，富于进取，好学上进，努力克服了文化低的困难。在课堂，她们聚精会神地认真听讲；在操场，她们一丝不苟地严格训练；自习时，她们刻苦读书，仔细整理和核对笔记；开会讨论，她们能深钻问题，踊跃发言。在队内，她们团结互助，亲密无间；外出，她们慎言有礼，不娇不亢。她们这种团结奋斗、勇于进取的精神和严以律己、行为端庄的道德风尚，很快传遍了学校和瑞金城乡。学校领导多次号召全体学员向她们学习，看齐。

    这支队伍的组织十分严密，执行纪律也很严格。从上至下，不徇私情，不讲面子，学员发生了问题，首先追究领导的责任。康克清同志回忆在女子义勇队这段难忘的经历时，很有感触地讲了这样一件往事：1932年夏天，全队在一次实弹射击时，由于平时刻苦认真练习瞄准，因此打靶时取得了好成绩，大家回到宿舍十分高兴。可是，有一个刚参军的女战士，在卸开步枪扳机擦洗枪膛时，将探条小孔的油布穿多了，插到枪膛中捅不出来。她心情急躁，死拉硬拽，结果把探条折断了。这件事反映到了刘伯承校长那里，他认为女子义勇队对武器爱护不够，队长对战士要求不严，教育无方，致使兵器损坏，非同小可，便给了康克清以行政警告的处分。康克清同志说，当校里宣布这一决定后，她难过极了，心里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暗暗地流泪。她说，这是她参军后第一次掉下眼泪。在井冈山那样的艰苦岁月，在攻打赣州那样激烈的战斗中，她坚强得很；在残暴的敌人面前，她没有示弱过，在繁忙的战场救护工作中，她没有出现过差错。从参加红军那一天起，她常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同志们的称赞，从未挨过批评。这次一个新战士无意中折断了一根探条，为什么硬要处分队长呢？这不是小题大作有意为难吗？当时她想不通，不明其理。后来，她通过学习，慢慢琢磨想通了，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她感到，在残酷的战斗中，从敌人格杀中缴获来的每一支枪、每一颗子弹，都是我们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在后方不好好维护、保管它，反而不慎损坏它，这怎么能对得起流血牺牲的战友啊！自己虽然受到了一点委屈，却悟出了爱护武器的道理，也明白了对部队严格要求和严格训练的重要性。她通过这件事教育全队战士们，要把武器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从此以后，女子义勇队的武器装备，维护保管得井井有序，擦拭得明光闪亮，再也没有发生损坏枪械的现像。

    康克清同志没有辜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首长的信任和期望，同吴仲莲同志密切配合，领导“女子义勇队”经过半年的刻苦训练，普遍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军政训练计划，全队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核，按时参加了全校举行的统一毕业典礼。

    “女子义勇队”的学员毕业以后，一部分去战地医院或红军的医疗卫生机构，担负政治与医护抢救工作，大部分派回各县的妇女联合会做参谋(干事)工作。她们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带领妇女群众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在争取妇女解放，特别是在反对国民党的第四、五次反革命“围剿”，以及坚持三年游击战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朱德与康克清（资料图片）

    女子义勇队队长康克清同志，毕业后调到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深造。后因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她没有学习完就调到前线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