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 朱德同志在延安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的摘要

朱德同志

    我们今天开会，是要大家动手来编写红一军团（1）的历史。为什么要编写这个历史呢？因为我们快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了，需要从历史上来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军团是红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斗争中，对革命起了作用。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又训练与培养了大批干部。我们红一军团的历史是光荣的。

    红一军团的来源，开始于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改组（3），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4）同志成立独立团（5），附属在第四军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内训练。北伐时，该团约有两千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6）、周士第（7）、陈毅（8）、聂鹤亭（9）、肖克（10）等同志，都是独立团出来的。南昌起义（11）时，该团已发展成为六个团，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卢德铭（12）等同志所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这支队伍后来归毛主席领导，参加了秋收起义（13），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前，陈独秀（14）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当时我们只搞了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反动起来，我们共产党员与革命人民到处遭到屠杀。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们。这一点说明蒋介石还知道要武装，比我们聪明些。因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

    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夏斗寅叛变（15），主要是靠他们解决的。当时这支武装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原因有三：一、军队中有党的组织；二、有政治训练；三、有湖南、江西两省广大的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后的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也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军事上取得很大的胜利。叶挺同志的六个团和贺龙（16）同志的七个团，就是我们起义军的主要力量。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虽然有很多枪，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当时正是伏天，行军掉队多，起义军中的士兵又多是湖南人，不愿去广东。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广州起义（17）以后的东江红军（18），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为了使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支革命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以等待新的时机到来，我们曾把队伍带到上犹、崇义山区。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加紧训练，并开始打土豪。在这同时，我们同毛主席所率领的伍中豪（19）同志带的一个营会合。还利用我与范石生（20）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这样，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

    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又吸收了在广州起义中撤退下来的几十名干部。于是，我们把队伍由韶关拖出来，先打仁化，不久即转入湘南宜章，举行了湘南起义（21）。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22）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但这些同志，当时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把军队在群众中扎根，不知道到处“下蛋”，壮大自己力量。结果，组织起来的军队，虽然英勇，却容易打光。

    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十多个县城，但最后遭到失败。退出湘南，就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从这时以后，我们这支队伍才开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23）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24）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原来计划参加南昌起义，但当它开到南昌前，起义军已经南下。后来，这支部队就参加了秋收起义，由毛主席率领，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25），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里应该指出，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要在农村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搞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党组织，有群众运动，还要有适当的地形条件。在建军方面，也有了很多新办法。比如，经济民主、官兵薪饷平等制度，任何人不能随便浪费一文钱等等。这在当时条件下，是起了很大革命作用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我们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26），也是在井冈山上就规定了的。而且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除了打仗，还要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政权，还要筹款。此外，在井冈山上，还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27）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28）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象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