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双星冯永轩（1897—1979）、冯天瑜（1942.2—2023.1）父子，祖籍湖北省红安县城关镇金沙村（社区）冯家畈。冯氏一门两代宗师，百年薪火相传、治学集大成，分执历史考据学与历史文化学之牛耳；冯天瑜既绍承父志、赓续家学，更卓然自立，成一代史学巨匠。

    楚黄根脉：地缘与家学共铸史魂

    父亲冯永轩为史学名家、重考据史典地理，1923年入武昌师范大学，师从国学大师黄侃；后跻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首期，得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诸贤亲炙，尤与梁启超师生情谊深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执教于武汉党义研究所，与乡贤董必武共事，学脉与风骨兼具。

    母亲张秀宜（1901—1971），红安县八里湾镇宝剑桥村张家湾人（冯天瑜幼年曾居此地外婆家），就读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院，1926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与赵一曼（抗日女英烈）、汪荣华（老红军，刘伯承元帅夫人）等巾帼英杰同窗；后赴苏研习俄语，是知行合一的新派知识女性。

    这般书香盈门、风骨传家的家庭氛围，为冯天瑜铺就了深厚的学术底色。自小学三年级至高中毕业，九岁到十八岁的八载光阴，他随母亲寓居湖北省图书馆宿舍，坐拥书城、博览群籍，文史游记、地理典册无不涉猎，博闻强识，完成了扎实的知识积淀。大学岁月里，读书治学的习惯未曾稍改，课余时光尽付图书馆中。

    20世纪60年代初，冯永轩见幼子醉心文史，便以寒暑假为期，亲授《论语》《孟子》全编与《史记》选篇。这场庭训，成为冯天瑜学术人生的关键转折。他后来忆及：“我由泛览进而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入室，学术人生的转折就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这段庭训之间。”

    1964年，冯天瑜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生物系，任教于武汉教师进修学院。1976至1979年，因《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文和对《红楼梦》的见识，获毛泽东主席激赏，调入武汉市委宣传部。然其心之所向，始终在史林深处。1979年，37岁的他决然告别行政岗位，回归湖北大学执鞭，由生物之域转向心仪已久的历史研究，专攻彼时少有人涉足的文化史。他创立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1994年转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先后搭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台湾研究所等学术高地，一生培育硕博英才近五十人。

    冯天瑜的学术生命，深植于鄂东楚黄的文化沃土。红安大地，融大别山的刚劲风骨与荆楚的绵远文脉，更因近现代革命老区的血性，赋予他原生的文化基因。父亲冯永轩作为清华国学院首届弟子，以严缜考据与深厚国学传诸家学；母亲张秀宜以新知女性的笃学之风，营造崇文重教的门庭氛围。地缘文脉与家学渊源交融，淬炼成他的学术品格。

    尤为珍贵的是，少年八载“驻馆”博览，打下广博的典籍根基；父亲亲授元典的庭训，更让他完成从泛览积累到精研入道的飞跃。楚地“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志、“不鸣则已”的文化自信，于此悄然入心，化为日后治学的深层动力。他后来说，庭训的深意，在步入学术之路后才愈发明晰，正是这份教诲，引他一步步走向文化史研究的堂奥。

    治学之路：从生物到文化史的跨域视界

    冯天瑜的治学之路，既具家学传承的深厚底蕴，更显跨学科探索的非凡魄力，其人生轨迹与学术轨迹的每一次转向，皆彰显出一位史学大家的清醒与果敢。1964年，他自武汉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此后十二载执教于武汉教师进修学院，又三年任职于武汉市委宣传部，辗转行政与教学岗位。1979年，年近不惑的他，毅然转岗调入湖北大学历史系重拾学术初心，1994年转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深耕不辍，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史学会会长等重要职务，以学术担当引领领域发展。著有《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周制与秦制》等皇皇巨著，数百万言文字构筑起文化史研究的坚实体系。

    自然科学的专业背景，为他的学术研究注入了独一无二的维度。生物学训练赋予的严谨系统观、生态整体观，让他跳出传统史学的单一视角，善于以多维互动、动态关联的眼光审视文化现象，这为日后“文化生态”理论的创造性提出埋下了关键伏笔。1979年的学术转身，绝非简单的职业切换，而是对个人学术初心的极致坚守，更是楚地“筚路蓝缕、敢为人先”精神的生动践行——在文化史研究尚处薄弱、鲜少有人涉足的阶段，他勇立潮头，以开拓者的姿态投身其中，尽显史学巨匠的魄力与格局。

    他先后牵头创建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多个高水平学术平台，以平台为基、以研究为魂，将学术视野牢牢锚定在中华文明的生成逻辑、精神特质与历史转型这一宏大命题上，治学始终兼具微观考据的严谨与宏观叙事的开阔，自带贯通古今中外文明脉络的“大历史”气象。2019年6月16日，冯天瑜荣膺“汤用彤学术奖”，评委会颁奖词精准概括其学术成就：先生处世，树德立言，以生态、元典之论，独秀前哲。考析华夏文脉，探究先贤骊渊；述上哲之诰，益后辈之思；观澜索源，振叶寻根；钻仰中外交流之脉络，昭晰古今发展之源流；察人文以成化，固彝宪而生知；嘉惠学林，渊哉铄乎！这份赞誉，既是对其学术贡献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其跨学科治学路径的最佳诠释。

    学术创见：构建文化史研究的中国范式

    冯天瑜的学术卓识，核心在于搭建起一套既有理论高度、又具有解释力的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范式，其创见之深、体系之严，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确立了独立学理与话语体系。

    一是“文化生态”说。他以生命系统观照文化整体，提出文化生成并非单线决定，而是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四维互动的“生态场域”，强调环境变迁与社会结构共同形塑文化面貌。这一框架突破以往单一决定论，为解释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绵延流变与内部差异提供了动态分析工具。《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国文化生态论纲》等著述，更是将楚地“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转化为现代史学方法论，使区域文化精神上升为普遍学理。

    二是“文化元典”说。冯天瑜从《诗》《书》《礼》《易》《春秋》等先秦元典中，提炼出“循天道、尚人文”“重伦常、崇教化”“贵和同、重礼序”等元典精神，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与价值源头。这不仅是对文明“轴心时代”的深度回溯，更通过梳理楚黄文化对礼乐文明的承继与转化，揭示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建构中的独特贡献，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三是历史文化语义学。他以《“封建”考论》为典范，对核心概念开展“知识考古”与语义史研究，厘清“封建”等关键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本义、转义及近代误用，为学术研究正本清源。这种对概念“正名”的执着，体现了乾嘉朴学的实证精神与现代学术自觉的深度融合，推动史学研究从史实描述走向概念辨析与思想重构。

    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是父亲冯永轩曾执教之地，冯天瑜于此承续父业、踵事增华，开启文化史治学征程。谈及选择文化史的初心，他坦言：“文化史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历史与人民的关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立足人民史观，他毕生守望中华文明、深耕文化思辨，成为学界公认的“有思想的学问家”。世纪之初，他创立历史文化语义学，《“封建”考论》《新语探源》堪称该领域经典，其学术影响力跨越学科边界。余秋雨曾题字敬赠：“欲堪地脉 且问天瑜”，恰是对其学术穿透力与本土性的高度认可。
他聚焦先秦轴心时代与明清近代转型期两大关键节点，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到《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系统阐释中国文化的土壤、特质与生成机制，构建起文化史研究的中国范式，为文化史理论与方法作出开创性贡献，独步学林。

    深耕湖北：乡邦史志与文化担当

    作为楚地学人，冯氏父子以笔为犁、以心作田，对楚黄乡土史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与深厚情感。父子二人皆笃行“文献与实物互证”的治学良法，深耕一方水土，成就了区域研究的典范。冯永轩先生以《史记·楚世家》为经，结合鄂东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铭文拓片等一手考古资料，旁征博引，精研楚地历史源流与文化特质；冯天瑜先生则立足家藏，以明清信札、古钱币、契约文书为纽带，生动还原了楚黄地区士人群体的社交网络、学术传承与经济生态，将微观的地方史研究与宏观的文化史视野相结合，精准提炼出楚黄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包容气度互为表里的精神内核。

    冯永轩先生的《五水与五水蛮》，是其鄂东族群史研究的扛鼎之作，首次系统考证了巴水、蕲水、浠水、举水、倒水五水流域的地理沿革与族群变迁，清晰揭示了这一地区作为楚文化与巴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区域，为理解楚国复杂的族群政策与边疆治理提供了关键的史料依据与分析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冯天瑜先生与贺觉非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更是集文献梳理、实物考证与口述调研于一体，对武昌首义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缜密的考辨与史实重构，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诸多舛误，更提出了诸多具有创见的新论，这既是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更是一位楚地学人对家乡近代革命史的深情回望。他始终坚持将区域史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宏大框架中考察，赋予了地方研究独特的全局意义与时代价值。

    冯天瑜先生不仅治学严谨，更践行公心。他与兄长将父亲和自己毕生收藏的数百件珍贵文物，悉数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和武汉大学，专门设立“冯氏捐藏馆”，无私公之于众。这一举动，深刻践行了“文物乃文化公器，非私人财货”的家风理念，既是对父辈珍爱典籍文物传统的继承，更是为楚地文脉传承与学术研究筑牢了物质根基。

    心系桑梓的冯天瑜先生，始终将红安的发展挂在心头。四十余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他受家乡重托，为1992年版《红安县志》撰写序言，文中高屋建瓴地剖析了红安红色文化与历史人文的内在关联，成为后世解读红安精神铁血荣光的“金钥匙”，至今仍为经典。他不遗余力地呼吁与推动红安文化建设，力倡深挖“二程”理学、“三耿”风骨、李贽异端等先贤文脉，积极倡导对书院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同时也关注叶君健、张培刚等近现代文化名人的精神遗产，致力于打通红安古老历史文脉与辉煌红色文化之间的传承脉络，让地方文化更具厚度与温度。

    尤为感人的是，晚年病重之际，他不顾身体孱弱，自掏薪金，历时三年，精心复制《冯氏三藏》中的字画信札精品百余件，亲自整理挑选珍贵典籍两百余套，最终于红安县城关镇金沙社区建成“冯氏书屋”，并亲笔题写“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的展标。此外，他为《红安百家姓氏源考》题写书名，为“黄安建县之父”耿定向故里题写“耿定向文化广场”。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彰显着这位史学巨擘对故土“思故家、爱旧邦”的赤子情怀，其精神风范，昭然可鉴，永载史册。

    精神风骨：惜时、淡泊与病中坚守

    冯天瑜的治学精神令人感佩。他客厅悬挂“曾三颜四，禹寸陶分”（三省四问，珍惜光阴）的联语，是其惜时如金、分秒必争的写照。晚年即便身患重疾，在化疗最痛苦的阶段，仍以修改书稿为“止痛药”。2022年底在重症监护室，仍心系未竟之作。其生命最后十年迎来的学术爆发期，正是这种 “自强不息” 精神的极致体现。

    他生活俭朴，淡泊名利，多次婉拒进京任职或担任大学校长的机会，坚守学术本心。这种 “厚德载物” 的包容与淡泊，与楚地历史上许多隐逸而笃学的先贤气质相通。他将学术视为“有益于天下”的淑世事业，晚年积极推动“长江文明”研究与“大河对话”，展现了一位史学家立足本土、关怀世界的胸怀。

    冯天瑜人生的最后10年，是一个学术爆发期。他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诠释中华文化特质，以剖析中华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2022年底，即使在重症监护室的头两天，冯天瑜还在修改书稿。他潜心研究20年、在生命尽头以病房当书房写就的“关门之作”《周制与秦制》于2023年3月举行新书发布会，但作者已憾然缺席。

    冯天瑜曾获多项荣誉，包括：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汤用彤学术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2021年11月，冯天瑜获得湖北省最高人才荣誉——首届“湖北省杰出人才奖”。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是：“他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广博视野和勤奋写作，阐释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原创研究和突出贡献，广受海内外尊崇。其学术影响力随同他近千万字的作品一道，已超越历史学科，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代表着湖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水平。”

    2023年1月12日，冯天瑜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终年81岁。他去世后，学界和媒体纷纷表达哀悼，称“痛失国宝级学者”！2024年4月，武汉大学特在冯先生周年祭时，隆重举行纪念仪式和雕像安放仪式。先生溘然长逝，却留下近千万字的皇皇著述。他的一生，是从楚黄地域走出的杰出学者和史学巨匠，最终成为中华文明整体叙事重要构建者的典范。他以跨学科的视野、系统论的方法和深沉的乡邦情怀，打通了地方与全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壁垒。

    他提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化精义，也正是其一生的写照。在《中国文化生成史》的结尾，他写道：“中华民族正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诞敷文德’（树德立言）。”这既是这位楚黄之子对中华文明的深情祝福，也是他以毕生学术生命为之奋斗的光明愿景——在历史的沧海中，为民族的巨舟厘清来路，照亮前程。

    冯永轩与冯天瑜父子，以百年接力守护中华文脉，他们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不仅镌刻在历史长河的卷册中，更通过文物捐赠与教育惠泽后世。一门两大家，既是家族的接力和延续，更是中华文明史和中国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的生动写照。冯家“以守护文化为职志，视家藏珍品为天下公器”的精神，更让学界和社会所称道。

    斯人已逝，精神长在，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