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和昉同志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清水村，他是1927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医科，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学生、老中医、老红军、老革命领导干部。他倾家捐助革命事业，为革命事业捐助了二百五十两纯净的大烟土、二十多亩土地、四合水磨、油坊的收入和一些古瓷器等，估计价值一千多万元人民币。他参加革命后，历任党支部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技术处、宣传处负责人、省委巡视员、西安市委组织部部长、红军游击队政委、关中特区专属主任秘书、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书科科长兼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文字秘书、西北土改工作团团长、第十八集团军募补处主任、八路军驻旬邑、淳化办事处主任兼工委书记、高等法院书记长、白水县委首任书记、县长、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在中共中央于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参与起草《全国土地法大纲》的工作，后调任中央文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兼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于1954年至1956年间在全国主持筹备并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四所中医学院（现都已更名为中医药大学）主持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并于1957年初担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他主办了全国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工作中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推荐中医针药结合专家叶心清，在周总理的特批下远赴国外，为当年来我国访问的也门国王穆罕默德治好了久治不愈的疾病，获得了“东方神医”的美称，一时间轰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中医司司长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岗位上为新中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又被调任为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习仲勋同志的文字秘书、1961年后，为支援西北地区的建设工作，举家从北京迁往甘肃省，任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常务副部长、代理部长（参加省委常委会），在这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积极纠正全省农业工作上的极左思潮和浮夸风，努力扭转甘肃省农业极端落后的局面，两年内就使得甘肃全省农业生产局面全面快速好转。再后来因为政治环境的原因，从省委调任为兰州市园林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老行政九级干部，比当时的市委书记还高一级），但是他毫无怨言，群众评论说真不愧是中央机关来的领导干部，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工作上格局大，视野宽，从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仍然任劳任怨，全力工作，提出按照“先前山，再后山的顺序，快速绿化南北两山”的思路，又主持成立园林技术学校，大力培养园林技术人才，并根据杨柳树枝插扦易活、速生、可以短时间成林的特点，提出“以杨为纲”的口号，大力栽培杨柳树，又在南北两山设立皋兰山，徐家山，五一山造林站，发展建设提灌工程，几年后，南北两山前山后山就已有片片绿意。他又令人大面积种植多排行的杨树林带于崔家崖至深沟桥公路北侧河滩之上，使大片河畔空地形成郁郁葱葱，绿意盎然的林带，被后人称为“薛公林”。他亲历“文革”又重新工作后，决心抢回“文革”中耽误的时间，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为了继续给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中医中药人才，不顾年老体弱，老当益壮加班加点，亲自到省市城建和计划部门批土地、筹费用，还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跑北京审批项目并筹集建设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建成了他此生在全国建立的第五所中医药高等教育机构即甘肃中医学院（现甘肃中医药大学），并任政协甘肃省委常委和甘肃中医学院党委委员、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关心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弘扬和发展工作。

    薛和昉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组织部门为他撰写的悼词中指出：

    薛和昉同志参加革命五十多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兢兢业业，顾全大局，能上能下，光明磊落，胸怀坦白，实事求是，团结同志，关心群众，在法制、卫生、农林、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成绩，他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工作。薛和昉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文革”中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仍然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坚持斗争。重新工作后，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