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有着太多的峥嵘革命岁月。这片土地，曾养育了一大批成长于保育机构的“延安娃”。延安第一保育院、延安中央托儿所、延安第二保育院，这一系列的保育机构后来都被统称为“延安保育院”，众多的革命后代和边区儿童来到了这些温暖的“家”。据统计，红军到达延安后至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先后接收了婴幼儿近3000名，成为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

    在延安的这些保育机构中，洛杉矶托儿所是常常被提起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这个特殊的名字，红都延安居然有这样一个以美国城市命名的托儿所。二是很多中央领导人和著名将领的孩子在这个托儿所成长。实际上，洛杉矶托儿所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它的前身叫延安中央托儿所。今年79岁的丑松亮，便是在延安中央托儿所成长起来的革命后代之一。

    作为延安中央托儿所所长丑子冈之女，她是那段峥嵘革命岁月的亲历者。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丑松亮动情地说，那段红色历史，对于她来说永生难忘，是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包括母亲在内的保育员们“用生命护佑生命”的大爱无私而伟大，令人敬仰和感佩，那段历史也应当被更多人了解和铭记。

丑松亮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丑子冈与延安中央托儿所

    丑松亮介绍，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只有约3000人，红军的到来，让延安人口飞速增长。到1943年，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本地居民约1万人。

    “外来人口”带来了延安的“婴儿潮”。

    当时部队结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二八五团”，即年满28岁、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这样的干部在延安人数众多。据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干部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呱呱坠地的“延安娃”，让延安充满生机。不过，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太多的革命工作要忙，在保育机构不足的情况下，孩子只能自己带或是送到老乡家寄养。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好红色血脉，1940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创建了中央托儿所，负责革命后代的保育工作。丑子冈是第一任所长。

    托儿所成立两年后的1942年，由于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经济封锁，延安进入了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托儿所也进入了“困难时期”。

    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后，以“保卫中国同盟 ”名义及时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募捐到一批药品、衣帽、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资几经磨难，翻越沟沟壑壑，穿越无数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洛杉矶托儿所

    最先提议办托儿所的，是当时的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党中央决定创建托儿所时，傅连璋找到做事果敢、充满热情的丑子冈，希望由她来担任所长。

    “实际上，我母亲一开始是有些犹豫的，她并不想当这个所长。”丑松亮介绍，来到延安后，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日后奔赴前线抗日一直是母亲的梦想，可一旦当了这个所长，去前线抗日的机会就没有了，“我母亲是个特别直率的人，好在傅连暲一直在给我母亲做思想工作，让她逐渐认识到托儿所的重要意义。革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们。母亲便决定服从组织安排，扛起这份重任。”

    傅连暲见丑子冈答应，立马告诉丑子冈：“中央办公厅那六间窑洞给你，那里离延河近，用水方便，就是偏僻点，夜里要注意防狼。此外，曹和静担任你的助手，她虽然年轻，但有文化，而且有带过三个娃娃的经验，组织上还会另外调几位年轻的女同志。”

    自此，丑子冈与战火中托儿所的故事就从窑洞中开始了。

    “我们能活下来，全靠这些妈妈拿命守护”

    中央托儿所成立后，迎来了最早的7个孩子，由丑子冈任第一任所长。一年后，中央托儿所从7个孩子增加到几十个孩子，越来越多抗日前线将士的孩子汇聚到这里。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丑子冈使出了浑身解数，四处筹措物资，当时延安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丑子冈要不来的东西”。每次去供给部领物资，不仅要徒步几十里山路，沿途还风险重重，这项任务常常由丑子冈独自承担。

    丑松亮向红船编辑部介绍，有一次，丑子冈领到物资返回时天色已晚，突然半路冲出了一匹狼。丑子冈强作镇定，摸到一根树棍，和狼周旋起来。她退几步，狼就紧逼过来，她向前几步，狼就退让一些……就这样对峙了多个回合，孤狼见难以得逞，只得悻悻地离开了。丑子冈艰难脱险，把物资分毫不差地背回托儿所时已是夜深，一下就瘫软在地。

中央托儿所三位负责人（左起：沈元晖、傅连璋、丑子冈）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丑子冈依然带着保育员们倾尽全力给孩子们关爱和温暖，力求科学养育。除了一日三餐设定菜谱，按时日光浴、洗澡、做操，还定期检查身体，保育员利用巧手制作出剪贴画、霸王鞭、跷跷板等各种学习教具和游戏玩具，教孩子们识字、算术和节目表演等等。

    丑松亮回忆，当年的保育员们年纪都很小，她们其实自己还是孩子，就要负担起保育儿童的重任，现在想想真是了不起。孩子们也特别依赖保育员，不叫阿姨，而是亲昵地统称她们为“妈妈”。

    丑松亮回忆说，频繁的敌机轰炸也是她延安生活最深的记忆之一。当年托儿所的孩子们常念一首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有一次，一个孩子受到惊吓跑散了，眼看敌机就要俯冲过来，年仅13岁的保育员刘巧兰飞扑过去，把孩子掩护在身子下。最后，孩子得救了，她却受伤了。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丑松亮几度红了眼眶，“我们这些孩子能活下来，全靠这些妈妈们拼了性命守护着我们。”

    在延安，丑子冈是所有孩子的“丑妈妈”

    在丑松亮的记忆中，母亲性格泼辣，做事利落，永远都在为工作奔忙，也严苛到容不得有丝毫对孩子们不好的地方。从托儿所创建的第一天起，每天晚上丑子冈都会仔仔细细到每个孩子床前挨个巡查一遍，才肯放心去睡觉，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她去世。

    “在延安，她是所有孩子的妈妈，我想和她单独亲近一会儿都是奢望。只有表现好的孩子才能和‘丑妈妈’一起睡觉。”为这事，托儿所的孩子们甚至打架“抢妈妈”。

    “上小学时，每周被接回来一次，回来后，谁在学校表现得好，才能和‘丑妈妈’睡觉，我表现不算太好，没这个机会啊，我不服，那可是我妈妈呀。”丑松亮笑着回忆起这段往事，“人家就说那是我妈妈，两个人就这样追着打架。”

丑子冈与她的“孩子们”

    实际上，自从当了所长之后，丑子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黑夜都要为孩子们操心。丑子冈把全部的母爱都给了托儿所的孩子，却对自己的女儿丑松亮疏于照顾。

    丑松亮在延安出生后，因为丑子冈没时间照料，便把她托付给了老乡。可那个贫苦年代，老乡们能养活自己的孩子就极其不易，何况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老乡家，丑松亮常常无奈饿肚子，小小的身躯瘦弱不堪。

    “那会老乡们都很不容易，虽然很艰苦，可没有他们的一口奶，我还有那些孩子们是活不到现在的，我很感激他们！”

    丑松亮的鼻子上有着一道疤痕，这是被老鼠咬伤后留下的。

儿时的丑松亮

    “晚上我在窑洞的摇篮里睡觉嘛，当时保育员在门外，老鼠半夜窜出来就咬人，胳膊、手哪都被咬，鼻子也被咬掉一大块，我都快成一个‘血人’了。”丑松亮说，母亲回来后，也只是心疼的抱着她，没有一句怨言。

    小时候，面对这样一位“大家的妈妈”，丑松亮坦言她也会有一些委屈难过，但回想起来，妈妈的无私大爱令她特别敬佩。如今近耄耋之年的丑松亮，更加理解了母亲的选择和坚守，也心疼母亲的坎坷人生。她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透支身体，也经历了与第一任丈夫死别、第二任丈夫生离的锥心之痛。

    回想起母亲坎坷的一生，丑松亮一度哽咽无法言语。

    主动放弃婚姻，留下三条遗嘱

    1905年，丑子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户贫寒人家，幼年丧父，15岁时，她考入湖南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后方医院，并随军到达江西。

    在那里，丑子冈结识了第五师范学校的校长、党员余家永，共同的志向让二人走到一起，结为革命伴侣。可身处战火硝烟之中，生离死别总是猝不及防地骤然降临，就在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前三天，余家永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头颅被挂在城墙示众，噩耗传来，丑子冈几近崩溃。

    后来，公公婆婆把丑子冈接回老家悉心照料，她的精神状态才一点点好转起来。余家永的三弟余家宏是党员，二弟余家声是进步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丑子冈的革命热情再一次被点燃。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当地贫苦百姓治病，还常去夜校向工人们宣传进步思想。1938年，丑子冈入党后不久，便在家人支持下，带着两个儿子奔赴延安。党组织对烈属和遗孤高度重视，委派共产党员钟路女扮男装沿途护送，一路冲破敌人封锁辗转抵达延安。

    在延安，丑子冈认识了在中央医院工作的张若萍，两人情投意合，婚后生下了女儿丑松亮。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张若萍的原配突然带着两个孩子从老家寻到了北京，对本不知情的丑子冈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看着眼前的寡母幼子，丑子冈经历痛苦挣扎后，主动放弃了婚姻，让张若萍回到了原先家庭中，自己则独自带着女儿生活。“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政协委员，决不能给党抹黑。”战争年代通信不畅，不少革命者和家乡原配失去联系又再度组建家庭的情况很多，但能像丑子冈这样作出抉择的并不多见。

    “当时部队的一些老干部，有认为出一些钱让老家的人生活下去，也有说不管他们，维系好现在的家庭就行。我妈这个人她一直在做妇女工作，思来想去后，她跟我爸说，为了不影响组织的荣誉，我不能做对不起组织的事情，另外老百姓对我们这么好，我不能够伤害他们。我爸就说，那你怎么办？那我带着亮亮呗。后来我就一直跟我妈在一块，我觉得她非常伟大。”

    在丑松亮心中，母亲是以身作则的榜样，用言传身教引领着孩子，留下了最宝贵的红色家风。丑松亮兄妹三人先后追随母亲的脚步参军、入党。大哥加入了陆军，二哥在海军，丑松亮加入空军。“我们曾打趣说，我们是光荣的陆海空三军战士，妈妈是全家的总司令！”

丑松亮

    1963年3月2日，丑子冈因病逝世享年58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丑子冈仍在想着尽量为孩子们多做一些事情，朋友、领导、同事、孩子都劝丑子冈好好休息，丑子冈总是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我做一点，是一点。”

    “母亲最后留了三条遗嘱。第一，她的病治不好了，别浪费国家的钱了。死后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解剖研究；第二，委托我大哥将她最后一月的全部工资全部用来交党费，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浪费国家的钱；第三，她要穿着当年在延安的那套旧军装离开这个世界。”

    丑松亮哽咽地说道：“妈妈若不是那样拼命工作，不至于去世得那么早。她有那么多次机会改行、提干，可她哪儿也不去，她离不开孩子，她把一切都给了孩子。”

丑子冈与三个孩子（后排左一为丑松亮）

    丑子冈就是这样的人，为了孩子们，她可以付出所有。在延安，她能来回走几十里地为孩子们背吃穿用度所需的物品；1946年长达三年的艰苦大转移，在敌人的炮火子弹下，她带领保育员以“就算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孩子们”的精神将90多个幼小孩子一个不落的平安转移至北京，为延安中央托儿所的精神传续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