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父亲去世，在遗体告别仪式之前，我的姐姐、哥哥收到了胡绳的一封来信：
    惊悉仲老逝世，不胜哀悼。我最初认识仲老是在1936年，至今已半个世纪了。我的第一本小书是在仲老督促下写出来的，并收入当时他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今天我本来要来同仲老最后告别，但临时有重要会议，无法抽身，实在感到不安。希望你们原谅，并望继承遗志，努力工作。此致
    张征、张平诸同志
    胡绳
    1987年3月2日北京

1987年3月2日，胡绳致张仲实亲属的信

    胡绳当时已接替胡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还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我的母亲已在“文革”中去世，胡绳因工作忙不能出席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特意给我的姐姐、哥哥写信致意，足见胡绳与父亲的情谊。我和姐姐、哥哥看信后都很感动。
    胡绳晚年曾回忆青年时代他的“第一本小书”出版的情景：“我的第一本书是《新哲学的人生观》，这本书实在是被动地写的。在上海有一天坐公共汽车，我碰到张仲实。他那时是生活书店总编辑。当时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在车上我们都拉着扶手，他说你给我们《青年自学丛书》写本书吧！我当时没想到写书，不敢答应，说写不了吧。我问他写什么书，他出了个题目叫《新哲学的人生观》，我说考虑一下。这是出题作文，后来居然我就答应写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胡绳的这本《新哲学的人生观》是父亲任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总编辑时，1936年向胡绳约稿，收入他主编的由生活书店出版的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此前，生活书店出版了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丛书》，这是一套系列世界文学名著。为适应当时广大青年求知的渴望，父亲决定主编出版一套进步社会科学丛书，取名《青年自学丛书》。1936年6月，父亲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共有三十多种图书开始陆续出版。除了胡绳的这本《新哲学的人生观》，还有：《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亦石著)、《怎样研究中国经济》（钱俊瑞著）、《思想方法论》( 艾思奇著)、《民族问题讲话》( 吴清友著)、《文学与生活》（胡风著)、《创作的准备》（茅盾著）、《社会科学研究法》（平心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何干之著）、《时论写作》( 邹韬奋著)、《文艺思潮小史》（徐懋庸著）、《新闻学概论》（胡仲持著）等等。这套丛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广大青年争相购阅，许多人从这些书中接受了进步思想启蒙。《青年自学丛书》大多是名家著作，胡绳是最年轻的一位作者。该套丛书在30年代共出版发行了100多万册（见《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这在当时识字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民国时期很少见。
    父亲向胡绳约稿，时年33岁，胡绳写作《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时年18岁。《新哲学的人生观》1937年1月出版，到当年7月就出了第四版，影响很大。此外，胡绳那时还发表了许多社会问题评论以及哲学、历史学方面的文章，到20岁时，胡绳已出版了五部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由此，夏衍称胡绳为“神童”。
    胡绳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过，他和生活书店“关系密切”，“有些店员很熟系”，我想其中的一个可能是吴全衡。2018年，我看到由中华书局当年出版的《生活书店理事会会议记录（1933—1937年）》，其中记录着吴全衡1935年刚来到生活书店时任校对、编辑的工作事宜，吴全衡与胡绳都是苏州人，是老乡，吴全衡40年代在重庆与胡绳结婚。有生活书店的老人称吴全衡是当年生活书店“一名热情开朗而且非常活跃的女同事”，我想父亲以后与胡绳熟悉，这与父亲和吴全衡是生活书店的老同事，与胡绳夫妇都是老三联人可能也有关系。
    胡绳与生活书店渊源深厚。除了早年父亲向他约稿《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使“他与生活书店建立了血肉关系”，胡绳与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胡愈之也很熟悉。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11月上海沦陷后，胡绳从上海到武汉工作。1938年7月，为集中力量和充实内容，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与沈钧儒、柳湜创办的《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为主编，沈钧儒与父亲、胡绳、艾寒松等任编委，父亲和胡绳成为同事。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保卫大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父亲和胡绳相继在《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上发表多篇时政评论文章，可以想见父亲和胡绳在武汉如火如荼的文化抗战中并肩作战的情景。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父亲和胡绳先后离开武汉到达重庆，胡绳在重庆任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主编，也是生活书店出版的《理论与现实》季刊编委。在重庆的生活书店工作了近三个月后，1939年1月，应东北实业家、生活书店元老、时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在邹韬奋的大力支持下，父亲与茅盾结伴去新疆工作，两人就此分别。
    1941年皖南事变后，胡绳陪同邹韬奋去香港。在香港，他又成为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杂志编委。
    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至1948年初，胡绳任上海生活书店总编辑，和他在上海生活书店一起工作的有陈原、戈宝权、王仿子、史枚等人，这几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新闻出版事业的骨干。
    1948年10月，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后阶段，为在各解放区有力地传播进步文化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为三联书店。其中，生活书店是1932年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在上海创办；新知书店是1935年由徐雪寒、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等人在上海创办；读书出版社是1935年由李公朴、艾思奇等人在上海创办。胡绳出任合并后的三联书店首任总编辑。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事实也是如此，至1948年10月三店正式合并时止，三店共出版各种图书1600余种，先后共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这些书刊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引导读者追求真理，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和解放的年代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三店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办过百余家分店。胡绳出任三联书店首任总编辑，时年30岁，也足以说明他的才学和组织能力。
    1948年夏，胡绳的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由生活书店出版。1949年、1950年，该书由合并后的三联书店再版。

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50年代初，父亲在中宣部任国际宣传处处长，胡绳调任中宣部秘书长，两人又在一起工作，成为同事。
    50年代，胡绳还出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兼任人民出版社社长，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胡绳和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们又在一起了。
    我在父亲1964年的笔记本里，看到有这样一段记事：艾思奇和胡绳两人，对父亲翻译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一处译文，分别致信父亲发表不同意见。父亲写道：
    艾思奇同志认为“第一性”这个译语不必改变。
    艾思奇同志的来信：
    关于“第一性”这个译语，我以为可以不必改变了。这个译语已经用得很普遍，并且“第一性”和“第一”也有区别。第一是指通常先后顺序中的第一、第二而言，“第一性”就已包含“根源性”、“始源性”、“最后根源”的意思。“第一”有时也有“首要”、“主要”的意思，但我们工作中的首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最后根源的东西，这也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不改也可以了。……
    胡绳同志对“第一性”这个译语的意见，来信如下：
    我比较倾向于把Ursprungliehe ， Primary译作“本源”，这样译看来比较恰当。
    我的印象是，“第一性”这个译语是联共党史的中译者首创的。在此以前，一般都用本源或类似的字眼（未遍查各书，也许说的不准确）。事实上，不用“第一性”这样的别处不用的专用术语，完全可以说清楚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硬造这个译语是否必要，实在值得考虑，在翻译俄文原本时，有无必要用“第一性”这个词，我不知道。但是在译《费尔巴哈论》时，如果像莫斯科版的中文两卷集那样跟着俄文走，把原文同一个字，一会儿先译成“第一性”，一会儿又译成“基本起源”，显然是不适当的。如果一律改译成“第一性”，也同原文不符。
    父亲在记事中就上述两人的来信怎样处理也作了说明。中央编译局专家小组根据《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进行了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内《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这一处译文，确定用“本源”这个译语，而不用“第一性”这个词。
    从这一段记事可以看出，三位老三联人对学术探讨是多么认真。
    “文革”期间，胡绳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工作，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文革”结束后，1977年开始的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虽然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强加给三联书店是“三十年代黑店”的政治诬陷，肯定三家书店及其后成立的三联书店是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出版单位，为新中国成立前入店的三联人恢复了名誉，但并未像对新华书店那样，入店即是参加革命工作，计算工龄。对此，1980年父亲与三联老同志徐伯昕、胡绳、黄洛峰、钱俊瑞、华应申、邵公文等联名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但由于当时这类情况较多，未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1983年5月26日，中组部专门发出《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及其后的三联书店分布在全国1600余人中的大多数，都满意地解决了参加革命的工龄问题，离职后都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这对三联书店和整个出版界都是一件大事。
    1992年，胡绳74岁，他来到30年代投身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上海，面对沧桑巨变，感慨丛生，他赋诗四首，其中一首是《徐家汇》：“风风雨雨六十秋，弦歌旧地忽重游。悬知今夜团栾月，曾照当年万户愁。”另一首是《南京路》：“驱暝华灯万盏红，长街光彩胜琼宫。徘徊却忆艰难日，血洒成河战更雄。”
    2000年夏季，82岁的胡绳病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选择到上海来看看，选择他从17岁到19岁投身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地方看看，这是他人生青春灿烂的时光，这是他一往深情的地方。当年他在上海，还结识了以后保持一生友情的许多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再次来到上海，他到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参观，还特意到邹韬奋故居访问，邹嘉骊大姐陪伴着他。
    9月，距他病逝仅有两个月，这位历史学家、理论家回忆当年以三联书店为代表的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时说：“1935年初，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被破坏后，党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已不再存在。”但是，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及其办的杂志社，“在各自作战中，更加能够跳出‘左’倾关门主义、教条主义的藩篱，独立自主地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新创造，开辟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新天地。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全国范围的很有特色的进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其规模、深度和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段时期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功绩和经验，是应当深入研究并在党的历史书上大写一笔的”（《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19页）。
    有读者认为，胡绳虽身居高位，但他的文章“有理不在声高”，娓娓道来，学术性强，深入浅出。我想，他的这种风格应该与30年代他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有关。那时要跳出“左”倾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藩篱，写文章搞宣传只能靠实事求是的说理来团结和动员广大民众，打棍子和扣帽子是无济于事的。
    2000年11月5日，胡绳在上海病逝，许多文化界，学术界知名人士专程到上海向他告别，许多三联书店的老同事、老朋友也专程到上海向他告别。
    邹韬奋的女儿邹嘉骊写纪念文章说：“他在明知自己病情已恶化的情况下，犹念念不忘对韬奋的深情，一定要到韬奋纪念馆来做一次瞻仰，这种情谊是何等高尚啊！”
    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写纪念文章说：“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我怀念胡绳，更钦慕其为人。”
    原中国出版家协会副主席王仿子写纪念文章说：“胡绳是历史学家，理论家，也是地地道道的出版家，他说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车子的双轮，在文化事业上相互辅助，相互推动。”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写纪念文章说：“胡绳曾把胡乔木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且说‘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这些话同样可以移在他的身上。”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写纪念文章的标题是“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原中宣部副部长郑必坚写纪念文章的标题是“坚定的信念 深入的思考”；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写纪念文章的标题是“悼念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胡绳”。
    胡绳与夫人吴全衡的骨灰安葬于苏州横泾锦绣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平台上，有一个用汉白玉雕刻成的打开的书卷，书卷上方巨大的褐色花岗岩墓石上镌刻胡绳的手迹“恨己读之书太少，惟求知之心日增”。胡绳的家人说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胡绳的一生。
    二
    我上小学时就看见家里的旧书架上摆放着胡绳写的两本书，一本书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二本书是《枣下论丛》，自然，那时我没有看过这两本书，因为我看不懂，那时我也不知道父亲和胡绳认识。

《枣下论丛》 胡绳著

    我上初一时，正赶上“文革”，学校罢课闹革命，在混乱中度过了两年，16岁时又去陕北延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年后，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求知的渴望。我渴望知道“继续革命”的原理，渴望知道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从14岁下半年开始在学校“罢课闹革命”，再来到陕北插队落户，我已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上学读书了，我是多么渴望读书，渴望读报，渴望有个老师能解答我心中的种种疑惑啊。可是身边几乎没有书，没有报纸，也没有老师。
    1970年1月，冬天农闲时分，我第一次从陕北农村回北京探亲。那时，母亲已在我去陕北一个多月后去世，父亲是“走资派”，我们家搬家了，新家在西城区丰盛胡同南侧的一条叫后泥洼胡同的大杂院里。我按照父亲写信告诉我的地址，从北京站下了火车，跌跌撞撞地找到了新家，新家有三间小平房。初回北京，我既不安也兴奋，不安的是母亲不在了，原来的家不见了，但毕竟父亲在，还有家。大杂院很陌生，院内住着二十几户人家，院内只有一个露天的水龙头。各家每天洗脸、洗菜、做饭、烧开水都共用这个水龙头接水。众多邻居在这个露天水龙头接水碰面，大多一脸严肃不说话，接完水就走人。有几次，我接水，碰见紧邻我家的邢贲思，姐姐告诉我他在哲学所工作，我对他欲言又止。后来在水龙头处见面多了混了个脸熟，一次接水又见到他，我才鼓起勇气向他请教：
    “邢叔叔，我想学习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您看我读什么书好？”
    “ 胡绳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你可以把这本书当做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入门书。”邢贲思看了一眼“知青”模样的我回答道。90年代，邢贲思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我很感谢他当年向我推荐学习胡绳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
    那次从延安回到北京，在家里的旧书架上，我从抄家后剩余的书里挑选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枣下论丛》、苏联罗森塔尔主编《简明哲学辞典》，还有鲁迅的两本文集等书带回陕北，带回这些书是我这次回北京最为满意和兴奋的一件事。
    回到陕北农村后，在白天田间劳动的间隙，特别是在深夜的窑洞里，我伴着小煤油灯，如饥似渴，看了许多遍从北京带回来的这几本书，有时从深夜几乎看到天明，两个鼻孔都被熏上一圈黑黑的煤油烟。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使我知道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知道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后听说艾思奇主编的这本书，胡绳也参与其中，但是他不愿意署自己的名字。胡绳的《枣下论丛》是一本理论论文集，其中有《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争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彻底胜利》等，我看了似懂非懂；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使我第一次明晰地知道了什么是洋务运动，什么是戊戌变法，什么是辛亥革命等等；特别是使我第一次知道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本书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入门书，也是一直陪伴着我从青涩混乱的学生时代到百味人生转折时期的几本书之一。
    读这些书确实“涨知识”，但是联系眼前冷漠的现实，从这些书中似乎还不能完全解答我心中的种种困惑。然而读这些书使我大开眼界，激发了我读更多书的渴望。
    “文革”结束后，我回到北京，看到文化界的老朋友来往也多了起来。1981年7月，父亲收到胡绳寄来的刚刚出版的新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两册），扉页上胡绳写道“仲实同志指正”，下面还盖了一方胡绳的红印。问起父亲，才知道胡绳和父亲是老同事、老朋友。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地逢春，百废待兴，我陪父亲去看胡愈之。胡愈老的家在北京东城区汪芝麻胡同，车子经过南锣鼓巷园恩寺时，父亲说胡绳的家在这里，我们顺道去看看。我很兴奋，心想就要见到我少年时代仰慕的大师了。
    走进胡绳家的小院，这是一个四合院，我急切地寻找那棵枣树，因为我从小看到家里的书架上就有一本胡绳写的《枣下论丛》，我还把这本书带到了陕北，又从陕北带回了北京。可惜，我没有找到那棵枣树。后来得知，胡绳写《枣下论丛》是在东城区史家胡同的家，那个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再走进书房，我第一眼看到的胡绳，他正在低头聚精会神地看着手里拿着的一张《北京晚报》，头颅硕大，感觉很睿智。看到父亲到来，胡绳和父亲山南海北地聊起来。那次在胡绳家，两人谈起了30年代在武汉、重庆和胡愈老一同工作的日子，两人也谈到了“文革”，谈到了改革开放，岁月如梭，两人不胜唏嘘。胡绳和父亲具体谈了哪些问题我已记不清了，胡绳硕大的头颅和他凝神细看《北京晚报》的样子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8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我对积攒“首日封”感兴趣。一次，我拿着一张“首日封”去胡绳家里请他签名留念。到了胡绳家，我先去和吴全衡阿姨聊天，聊到我看过的一些胡绳写的著作，我感慨地对她说：“胡老脑袋大大的，人们都说脑袋大的人聪明，是吗？”
    “ 是啊， 脑袋大大的， 人很聪明呢！”吴全衡用双手比划着一个大脑袋的图形，笑嘻嘻地对我说。
    这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次去胡家是1983年4月，正值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我拿出中国邮政发行的纪念“首日封”，请胡绳在上面签名留念。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首日封”，左边是一幅马克思的素描像，右上角有两枚纪念邮票，一张是马克思在演讲，另一张是马克思的坐像。这位理论家微笑着端详了一下“首日封”，便在“首日封”上面凭记忆仔细写下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语 胡绳

1983年，胡绳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国邮政“首日封”上题词

    以后，我又拿着三张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首日封”请胡绳签名留念：一张是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一张是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的“首日封”，上面分别有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三个人的纪念邮票；另一张是纪念邹韬奋诞辰九十周年。这位历史学家看后也欣然提笔在这三张“首日封”上签名留念。至今，我还珍藏着胡绳签名的这四张“首日封”。
    1986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艾思奇逝世20周年纪念会。艾思奇是著名哲学家，也是读书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是三联老人，我陪父亲参加这次纪念会。参加纪念会的有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还有学术界知名人士邓力群、杨献珍、张友渔，许涤新、韩树英等。胡绳也参加了座谈会，那时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在与会嘉宾集体合影中，知名嘉宾都坐在前排的沙发上，而胡绳却谦虚地站在沙发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