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9日）

    今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纪念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前苏联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特意选择1931年11月7日成立就是有力的证明。十月革命胜利84年后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而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以胜利召开中共十九大为标志，昔日以俄为师的中国却加速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两相比较，更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做所报告，总揽全局，高瞻远瞩，指明了我国所处历史方位、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现在根据个人理解，谈几点学习认识。

    一、从实践和理论认识主要矛盾

    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社会性质，党据此制定目标任务和路线方针。

    （一）新中国建立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变化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由于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把阶级矛盾看得过于严重，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际上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过于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说到底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自信）。文革后期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才是纲，其余都是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重新肯定“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上,用更为科学的语言表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认了这一提法,并把它载入党纲。随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识，在更高层次上回到“八大”的认识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如今党的十九大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纳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经济社会发展导致主要矛盾变化

    存在决定意识，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判识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现实的反映。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是农业人口占百分之90以上的落后农业国。新中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虽然经济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但由于起点太低 1956年我国人均生产总值仅45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因此，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3年至1978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就，初步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但由于偏离了“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拖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提高，我国同周边国家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差距拉大了。1978年我国人均生产总值仅 230美元，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5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里，“落后”两字十分刺眼。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现了大国经济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1978年—2016年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百分之9.5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改革开放前的第十五位上升到目前的第二位。人均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30美元跃升至2016年的8000美元以上，仅仅用了38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惊人跨越。这期间，总计有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提高了13倍和14倍。与此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审时度势，党的十九大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三）思想理论影响主要矛盾判识

    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缺乏实践检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描述是排斥商品货币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尽管保留了商品货币，但全面排斥私有制，甚至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我国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存在许多混乱和错误，以致把计划经济、“精神崇高”、“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由于固有理论的局限，特别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对大跃进的失败，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抵制，干部的蜕化变质（中央机要局和秘书局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这两个机构负责人都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对毛泽东的刺激不可谓不深），以及党内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意见，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和现有体制机制方面找原因，而是将其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最终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识之所以能在更高层次上回到“八大”的认识上来，也是因为思想理论的重大飞跃。首先，否定了“三个凡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是认识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从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的路径和方式有三大内涵，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随着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我党的中心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二、从经济发展阶段认识新时代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既要从国家形象、奋斗目标和主要矛盾方面增强感性认识，更要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增强理性认识。

    （一）关键生产要素决定社会制度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始终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区别只在于不同经济时代关键生产要素的地位不同。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技术进步引发关键生产要素更替，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进而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历史。

    第一，劳动剩余的出现催生奴隶文明。鉴于奴隶成为可以带来劳动剩余的工具，使用俘虏的奴隶文明取代了杀害俘虏的原始文明。奴隶是游牧经济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工协作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占有大量奴隶和能够组织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奴隶主，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社会的统治阶级，奴隶社会由此取代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耕地产出率提高催生农业文明。金属农具的使用和耕作技术的提高，使农业替代畜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定居的农业文明替代了游牧的奴隶文明。耕地是农业经济最关键的生产要素，耕地开拓保护和水利建设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占有耕地和关心水利建设的地主，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社会的统治阶级，封建社会由此取代了奴隶社会。

    第三，蒸汽机的出现催生工业文明。工业化大生产大幅提高了经济效率，使用机器动力的工业文明替代使用畜力的农业文明。资本是工业经济最关键的生产要素，通过加速资本积累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占有资本和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社会的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了封建社会。

    第四，互联网的出现催生信息文明。海量信息（大数据）的开发全面加快了技术进步，信息知识传递具有享受人越多价值越大的特点，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文明逐步替代大量消耗资源的工业文明。开发大数据的创新能力是信息经济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分享成为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率的有效途径。善于创新与分享的劳动者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社会主义社会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二）我国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

    马克思曾经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资本主义经济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无论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集体资本主义还是私人资本主义，加速资本积累都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讲，在完成工业化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都不会全部发挥出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灭亡，这也是我国长期处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依据。

    改革开放前，我国按照“一大二公”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但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延缓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非农就业比重为标志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其中：非农就业比重在百分之20以下为工业化前期，百分之20—百分之50为工业化初期，百分之50—百分之65为工业化中前期，百分之65—百分之80为工业化中后期，百分之80以上为工业化后期。1952—1978年期间我国非农就业比重年均提高仅0.5个百分点。到1978年我国非农就业比重为百分之29.5，刚刚跨入工业化初期的门槛。改革开放后，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非农就业比重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并在2000年跨过百分之50的分界线，跨入工业化中前期。2011年进一步跨过白粉仔65的分界线，由工业化中前期转入工业化中后期，2016年非农就业比重已达到百分之72.3。“无工不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和国际形象。高铁、核电和特高压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新名片，制造大国正演变为制造强国。神舟飞天、蛟龙入海、量子卫星、神威超算，中国科技开始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华丽转身。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穿用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城镇人均居住面积是改革开放前的6倍，家用轿车快速普及，出国旅游大潮涌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天的中国人，享受到了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物质文化生活！

    按照目前的进度，预计在“十四五”期间，我国非农就业比重将跨越百分之80的分界线，进入工业化后期即基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三）我国信息化走在世界前列

    在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我国的信息化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一，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在世界不算最先进的，但我国互联网经济的规模却是全球最大的，业态创新和发展速度更是名列前茅。

    一是网络购物。2010年以来，我国网络购物长期保持了百分之2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2016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41944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百分之12.6，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达到4.5亿人，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购物市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依托手机利用碎片时间购物，进一步方便了消费者。

    二是网上支付。2016年我国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到4.75亿，我国网民使用网上支付的比例达到百分之64.9。其中，手机支付用户增长最为迅速。支付宝、微信支付、翼支付等网络支付平台，越来越受到广大居民的青睐。一些国家为了方便中国游客，也纷纷接受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三是分享经济。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的市场交易额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103。分享经济参与者总人数达到6亿人，提供服务者人数为6000万人。预计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10以上。

    四是企业崛起。以阿里巴巴、京东商城、腾讯和百度为代表，我国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影响遍布全球。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标志，许多企业借助互联网发展电子商务，拓展市场空间和组织技术研发，显著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中国企业正借助互联网加快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