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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拍纪录片 得找企业“化缘”

　　齐鲁晚报：那这些年，宣传延安精神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通过组织活动、演出、讲话、报告讲座、报刊宣传、公开的影像资料等方式，弘扬延安精神，传播延安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不少人曾对我说，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有谁听，何必呀？

　　齐鲁晚报：很多人不理解你们，是吗？

　　胡木英：有些年轻人是不太理解。在一次大会上，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写了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结果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次团拜会上，张亚南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齐鲁晚报：那您为何还要坚持去说？

　　胡木英：作为延安儿女，我们再不说，那就真的没什么人说了。

　　齐鲁晚报：在你们宣传延安思想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胡木英：我们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支持，完全是延安儿女的自愿行为，一切活动都要自筹自支。资金、场地、人员联系、影像拍摄和制作，处处都很困难，还特别繁琐。我们不断找企业“化缘”，但前提是，我们不与任何商业利益粘连。所以，我们平时开销都很有计划，能节约就节约，能省则省。

　　不过，岁月不饶人，“红二代”们现在也正在慢慢老去，我们的腿脚也不太方便，办事情更不方便。我们没有公车，都是坐公交、乘地铁，有的人光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得4个小时。

　　齐鲁晚报：这些困难都是如何克服的？

　　胡木英：就拿《延安儿女的故事》这部文献纪录片来说吧，我们一遍遍地联系革命后代，有时甚至要打十多个电话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启动《延安儿女的故事》的70万元资金，就是在银行系统的“红二代”帮助下解决的。

　　谈身份>>

　　我退休时只是个处长

　　齐鲁晚报：大家都说您曾经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领导？

　　胡木英：我最后就是以一个处长的身份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的。有不少人说我是局长，可能大家以为“红二代”肯定是高官，其实不然。

　　齐鲁晚报：在延安儿女联谊会中，大家的身份都是怎样的？

　　胡木英：延安儿女中，大多是普通公务员或者科技教育文化界业务人员等。虽然我们中间也有高官、富豪，但那是少数人。这样的人在联谊会也呆不长，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还有很多“红二代”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退休的。

　　齐鲁晚报：不可否认，在很多人眼中，“红二代”会有很多特殊待遇。

　　胡木英：这是想当然的认为，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延安儿女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制学校，从来没有机关大车接送，回家都是坐学校的班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文革”时下乡劳动，我都是跟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我还记得刚到天津郊区劳动时，床上都是跳蚤，打都打不完。

　　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保卫延安精神、红色江山是为了继承父辈“江山”，继承特权，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太不懂我们了。只要看看我们的学习、工作，了解我们退休后的情况就明白了。

　　齐鲁晚报：这种“草根”身份，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胡木英：我们对于形势政策的判断，也是看最广大老百姓是否得益。我记得父亲曾经带着我到湖南湘潭农村去调研，父亲和农民的感情特别深，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他们与工农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纯粹，让我受益匪浅，这些正能量的东西是无可替代的。（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见习记者 张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