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病愈出301医院

    每当人们谈起那个非常的年代，心灵的思绪总把我带到那个终生难忘的时刻。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人们的激情已经不能用膨胀来形容，它就像一股凶猛的洪流，蔓延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领域，每个人的心灵。那时，我刚刚15岁，在那个社会背景，那个年龄，激情，热望，欲知，以及幼稚，可笑，盲从都在最旺盛时期。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的驻地就在中联部里。因为爸爸是马共住北京代表团成员，所以我们一家也都住在中联部里。从小我就知道自己的身份，更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将如何去走。因为生长在中国北京，和中国革命前辈们的后代一起成长。我们的姐姐们和她们的同年人一起学习，我和我的同龄人一起奔跑在阳光下。我们受着同样的革命教育，带着同样鲜红的红领巾，过着同样的欢乐的生活，受到同样的社会熏陶。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对党和祖国都有着一颗赤诚的忠心。这来源于我们有着太多的共同。当那个非常时代到来时，我们又共同迈出向前的步伐。

    那年是1966年，我在北京人大附中初二67级1班。红色风暴首先在我们这些大专院校刮起。我们这些初中生们也紧追着汹涌的波涛，希望重温前辈们的英勇凯歌。我在慧敏姐姐的带动下参加了以《红旗》命名的学生组织。我们5-6个人被派到一个在北京市区里的工厂，应那个工厂的某些代表邀请红卫兵小将去“煽风点火”。这时，我才真正看到校园以外的真实的社会。一个星期后，我们离开工厂，又踏上了大串联的征途。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学生，有南来的，有北去的。这时看到一列火车满载的都是红卫兵学生，我问他们从哪儿来，他们七嘴八舌“我们是上海的”“我们是重庆的”“我们是天津来的”……..， 这时，我们也急忙登上一辆开往长春的列车。

    到了长春，看到有些学校挤满了很多外地来的学生，当然，我们也包括在内。校方尽量安排学生们的住宿，一日三餐。我们只付很少伙食费，其他没有交任何费用。过了2天，我们又乘上去哈尔滨的火车，来到了北国。我第一次来到东北。北国的9月已经感到冷冷的。因为整个运动才刚刚开始，我看到那里的社会秩序还很好。除了到一些院校去看大字报，和那里的红卫兵组织交流情况，信息，我们还跑去当年成吉思汗的古战场看。那里靠近中蒙边境，在回驻地的路上，看到一辆板车，赶车的大爷叫我们上来一起走。我第一次坐上毛驴拉的板车，真的比人走得还慢，不过，可以让两只脚休息，也就自得其乐了。由于当时的中苏关系很紧张，我们不可以再向北走，大家商量去大连。我们又乘火车来到大连，刚好是10月1日，我们被邀请参加大连市的国庆活动。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那里的学校去串联，交换小报。我们还自己刻蜡版，印刷，这都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学会了刻钢板，油印。还到处学着比我大的高中学生向人们讲述北京的情况。鼓励学生，工人，市民等积极参加运动。不管怎么说，串联给了我走向社会的勇气，也给了我锻炼人生的机会。那时，我真的觉得自己长大了，正在努力朝着前辈的足迹走。这时，我们听到消息，很多北京红卫兵去延安。我们马上决定，乘船南下去烟台，再坐火车去西安。

    在波澜起伏的大海里，轮船里挤满了人，多数是红卫兵，也有来往的人们。我们找个地方就坐下，看看旁边的人们都已经休息，我们也学着伸开腿就躺下睡觉了。由于心情很激动，我独自起来，走出舱门。看到在船舷边已经有很多人，因为，船舱里已经容纳不下人，很多人就站在船舷边。这时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混乱，按照规定，船是不可以承载这么多人，可是，学生们根本不管，都往上挤。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天一大早，轮船抵达烟台。每个人都恨不得早一步踏上结实平稳的大地，离开要来晃去的轮船。我们几个一个晚上坐在船舱里又饿又渴，所以，刚一上来就看到卖烟台大鸭梨的，我二话没说，掏钱就买了一大书包，还拿给同伴们一起分享。又买了一点大枣，马上赶去搭乘去西安的火车。

    到了西安，我们住在西安交通大学，那里有更多来自各地的学生。我们马上登记去延安，给我们安排在两天以后。这两天，就在西安市内看当地的大字报。我们都是分散活动，在外坐车，吃饭还是要花钱的，我自己一个人到处看，渴了饿了就自己在街上买一点，忍着回到驻地再一次解决。

    第三天清晨，我们坐上军用大卡车。因为去延安的路还没有完全的柏油马路，一路上，颠来倒去，晃晃悠悠，全身的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傍晚，终于把我们颠到延安。每个人都是灰头土面，快去洗澡吧。得知没有洗澡供应。我们就洗完脸，去吃饭。金灿灿的小米饭，我也不想吃什么菜，吃小米饭就满足了。每天到各地的革命圣地参观，学习。2-3天下来就都跑遍了。

    这时，离开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大伙们的腰包也都空了。想到该回去了。北京来消息，要各地的学生都回本地，我们也就随着洪流，挤上了北去的列车。经过了一个多月，大家兜里的钱基本上都用完了。从上车到现在，一个晚上没有吃东西，大家都开始“饥肠响如鼓”。这时，火车进到一个站，站里有叫卖烧鸡，我们从车窗里探头出去问：请问怎么卖？“一只8毛。”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兜里只剩1元人民币，还是拿出来买了一只，大家5个人一起共享。在车厢里还有从新疆去北京的一批学生，我们就在车厢里一路谈着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火车站，我提着自己的行李就直奔汽车站，用仅剩的2毛买了车票。当我回到中联部大门口，警卫战士看着我，以为我是外边的学生，就不让进去。我怎么解释也不行。因为当时社会治安也不是很好。这时，刚好一位以前送我们上学的司机叔叔经过，我马上叫起来，他看到我，就向警卫解释，并证明我是住在这里的，在三号楼。这样，我谢谢了叔叔就向家里跑去。

    经过了个把月的串联，见了点世面，长了一点知识，真的高兴极了。把看到的，经历的都讲给洪叔叔听，把拿到各地的小报，传单，只要是有资料性的都拿给洪叔叔看，洪叔叔问得很多，也很细，看得出来叔叔在尽量多的了解北京以外的情况，以及中国各地的运动情况，虽然叔叔不能直接去考察，但是他很希望能了解到比较详细的情况。爸爸从一开始看到由于运动不断深入开展，许多老干部被打倒，学校，机关和社会秩序也开始不正常运转，青年学生们的所作所为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不赞成我投入运动，他以一位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的革命前辈的眼光，观察到运动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希望中共能及时扭转，作为我们兄弟党不好去干涉中共党内的事情，更不去参加。爸爸的很多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的形势和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在情绪上还是被“史无前例的运动”席卷，随着运动奔来跑去。

    我们住在中联部的一些兄弟党的子女们，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以个人的名义满腔热情地积极参加到部里的运动中，希望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得到更多的锻炼。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产生了对运动的不同看法，部里也组织起各个群众组织。我们当然也有参加。就我当时的看法，不论是哪个群众组织，都应该积极引导，尤其在有不同意见分歧时，不应该只肯定一部分群众，对其他群众形成很大的压力。对当时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我很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