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1939年入党参加革命时还不到16岁。我爸爸当县委书记时她是区委书记。后来我爸爸曾骄傲地对我说：你妈妈在战争年代是全县出名的女强人！可是解放后她调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时就感到自己不强了，因为这种机关专搞政策研究。她老对我说她只上过小学，发动群众可以，但笔杆子不行。于是她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的班主任李默老师是个才子，使我的语文进步很快。我妈妈晚上也常陪我写作文，给我煮牛奶，拿饼干，有时直熬到我流鼻血。我妈妈还用农村工作部的优势帮李默老师买红薯苗，鼓励他开荒种地缓解困难时期他家的粮食不足。这些年我每次去看望李默老师时他总说：你妈妈是好人，很有水平，在她的培养下你才考上了男八中。

    1973年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时我在位于岐山县的陕西汽车制造厂工作。我妈妈鼓励我报考。我觉得自己考得不错，但为了保险我又跑到西安去找我父母的老战友走后门。此事在张铁生白卷事件后的高考复查中被发现，使我不仅没上成大学，还使厂里马上要发展我入党之事作废。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妈妈又鼓励我报名。因为我从没上过高中，她在北京买了高中课本寄给我复习。考完后在焦急的等待中，我骑个破自行车，翻山越岭地到五十多公里外的岐山县城去打探分数。县教育局的人问：你们一个厂考上大学的人怎么占了全县的大部分？他哪知道我们厂的青年工人都是北京初66和高66的老三届，而且有些出自男四中、男八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从县城回来后我又爬上五丈原，去诸葛亮庙烧香磕头。诸葛丞相还真显灵，使我成为全厂唯一考回北京的人。

    我弟弟在文革开始时是小学生。1978年恢复高考时我妈妈也鼓励他报名，并用老资格去住院帮他开照顾母亲的请假条，实际上让他在家突击复习。结果我弟弟也考上了大学。

    实话实说，我当年考大学的目的之一是回北京。当我已坐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室里上课时，还不相信自己又回到了北京。恰好此时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找我爸爸帮忙把她的儿媳妇从山西调回北京。我妈妈抢答：“你让她考大学吗。你看我儿子就没走后门，他是考大学考回了北京”。这些事在机关里传开后我妈妈，这最爱我和我最爱的人，就被称为大学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