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永涛，男，汉族，生于1963年6月，1984年7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专业，先后在永昌一中、永昌三中从事高中英语教学20多年。后从事《永昌县志》编撰工作，后调入永昌县委宣传部从事红西路军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再调入永昌县旅游局和金昌市委文明办，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成立后，被组织部门调入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专职从事红西路军史研究工作。目前是省委命名的红西路军史研究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天下骊靬》，在港台澳地区引起轰动。201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路军鏖战永昌》专著。先后下“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甘肃省委党史网”、“中国红色旅游网”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15年被永昌县委县政府授予“永昌县首批届拔尖人才”。

    《西路军鏖战永昌》（四十三）

    魂归祁连——记西路军原领导人李卓然骨灰撒河西走廊

    1936年冬至1937年春，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名将士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下西征河西走廊，李卓然作为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作为总指挥，李先念作为西路军的主力之一——红三十军政治委员，他们奉中央军委命令，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革命根据地，并肩负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壮大红军的使命，深入河西走廊同马敌作战。但是，这次西征由于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惨遭失败，一万余名将士光荣牺牲。

    这次西征的失败，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历史回顾》一书中曾沉痛地说：“西路军两万余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西路军的失败，让李卓然、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终身难忘，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遗言：要把他们的骨灰撒向祁连山，撒向河西走廊，与战友们在一起。

    （一）

    李卓然同志病重后期，已失去口语表达能力。当他的家人向他征询谢世后骨灰存放地点时，他先看了分别写着北京八宝山和故乡湖南湘乡的纸条后摇摇头，却转首仰望墙上的中国地图，眼里闪出一道明亮的光。地图呈现到他的眼前时，他用颤抖的双手在上面慢慢寻找，弯曲的手指停在河西走廊，口里呼出“噢！噢……”的声音，泪水盈满眼眶。老人的思绪似乎又回到当年战火硝烟的河西走廊。

    李卓然，1899年11月10日出生于湘乡洪塘，1920年初和周恩来、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29年秋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长征开始时任红五军团政委。

    五军团在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主要是保卫前面的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的安全，阻截后面的追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任务，因为敌人主要的战略方针是拦腰截尾。五军团全体将士每天边打边走，有时刚到宿营地，敌人就追上来了，甚至冲到了军团部里，仗打得非常激烈。湘江战役中，为保卫中央机关和其他红军部队安全撤离湘江，李卓然和军团长董振堂率领军团将士们浴血奋战。阻击任务完成了，但敌人炸毁了湘江桥，五军团有一个师来不及撤离，被敌人包围，全师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部队撤离湘江后，一路从湖南打到贵州。李卓然和军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白天，抗击敌人的攻击和敌机的轰炸、扫射；夜晚，在崎岖的山道上行军，还要随时防止敌人的迂回包围，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是常事。由于当时中央的指挥失误，难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加之部队所带辎重过多，路又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能行军几里路，红军损失很大，指战员们怨声载道，对上面的指挥产生了怀疑。1935年元月上旬，五军团在贵州桐梓一带集结待命，李卓然接到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他和刘少奇（当时中央驻五军团的代表）迅速赶到遵义城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到电报的当晚，李卓然带着两个警卫人员从桐梓出发，日夜兼程赶到了遵义城。到达时，会议已经开始了。毛泽东当晚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李卓然。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病中的毛泽东专注地听着李卓然的汇报，当听到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时，毛泽东笑笑说：“怨声载道咯，对领导不满意啦？”李卓然回答说：“是的。”毛泽东肯定了李卓然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对他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李卓然发了言，讲了部队一路的情况，用大量的事实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带来的危害，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拥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李卓然作为会议的参与者，作为正确路线的支持者，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不久，中央内部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中央根据形势，制定了北上方针，但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提出了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找到李卓然，希望他到四方面军去做政治工作，共同北上。当时，李卓然并不知道中央内部北上和南下的分歧，不知道张国焘的分裂野心，他觉得应服从党的安排，担任了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当张国焘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时，他协助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重新北上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促成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红军主力会师后，中央命令红军抽出部分兵力西渡黄河，以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交通，争取国际支持。红军主力则向北发展，夺取宁夏。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主力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第五军主力，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少年先锋团也渡过黄河，李卓然与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起随三十军行动。

    渡河红军共有21800多人。刚过河时，部队打了几个胜仗。但10月底，11月初，胡宗南部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阻隔了红军河东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形势急转直下，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也被迫终止执行。蒋介石指使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对河西部队进行围剿，河西部队既无援兵，又无退路，几乎陷入绝境。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李卓然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兼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他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努力保证红军西进任务的完成。打仗之余，他经常找指战员谈心，做动员工作，告诉战士们，打仗不但靠勇敢，更要有智谋，有勇有谋，才能克敌制胜。一次，西路军总部在一个土围子里休息，担任掩护的只有两个特务连。刚要起火做饭，数倍于红军的马家军骑兵就追上来包围了土围子。李卓然沉着镇定，见敌人虽然多，但大都是骑兵，使用的是轻武器和手榴弹，没有重武器，便决定智取。他们以土围子为据点和敌人周旋。他教战士们把敌人扔进来的手榴弹又扔出去，用敌人的手榴弹炸敌人。拖到天黑，他布置趁黑夜在土围子边挖洞准备突围。敌人发现后死守洞口。红军特务连兵力和弹药不多，拖下去很危险。李卓然当机立断，将两个特务连全部调到另外一处再挖洞，只留下他的警卫员邱振基和黄坤守在洞口，用绳子打个套。敌人见枪声停了，以为红军被打死了，便大喊大叫，十分嚣张地往洞里冲。敌人进来一个，就被绳子套住消灭一个。等到敌人发现不对劲时，红军已经挖好新洞，夺得许多武器，迅速突围了。西路军边打边走，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随着形势的变化，为策应“西安事变”，配合河东主力，西路军几进几退，虽在战略上配合与策应了河东红军，却丧失了乘虚西进的战机。战场连连失利，继九军折兵古浪后，五军又被困高台，血战五天五夜，最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等2000余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1937年1月24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情势险恶，建议河东红军派兵解危。党中央一方面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青海、甘肃军队停止军事进攻，一方面于2月27日下令组建援西军。后因种种原因，中央的救援计划未能实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服从大局，率部队突围，在三道柳沟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濒临绝境。在黎园口与敌人血战后，被迫退进祁连山。西路军是一支久战、疲惫之师，曾三过雪山、草地，部队指战员体质大为减弱。过黄河后连续战斗行军，塞外严寒使大部分指战员冻伤，更困难的是粮少弹缺，部队饿着肚子，带着大刀与敌人肉搏死战。面对重重困难，李卓然努力宣传中央和军委的部署，说明两路作战的意义和前途，并千方百计开展战场政治工作，振奋军心，亲自编写歌曲教战士们传唱，鼓舞士气。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脚下的康龙寺附近的石窝山召开了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史称“石窝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同时决定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李卓然表示身为部队主要干部要与部队共存亡。在送别徐向前等领导后，他又和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继续西征。3月17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同意成立工作委员会和分三路游击，并要求以主动的游击战，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了险中求胜，李先念决定率军西越祁连山，摆脱敌人，把仅存的两千红军带出绝境。李先念的想法，首先得到李卓然的强有力支持，这对于统一部队的意见和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3月的祁连山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李卓然的大胡子上都结了冰，部队在渺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饿了吃草根、皮带，有时甚至吃牛粪。困了睡冰洞雪窝。每翻越一座山头，都是对意志、体力、生命力的严峻考验。每天都有倒地不起、长眠雪地的战友。李卓然的双脚冻烂，腿肿得又红又粗。警卫员邱振基看到他行走困难，便把藏起来的马牵出来给他骑。原来进入祁连山后，李卓然下令把牲口给伤病员骑，后来粮食吃光了，他令人把马杀掉分给战士们吃。警卫班长黄坤把马悄悄地藏在后边队伍里，想等首长走不动时再骑。李卓然却毫不领情，再次命令杀马给战士们充饥。战士们无计可施，只有含泪执行首长的命令。为鼓舞士气，行军时，李卓然不时跑前跑后作鼓动宣传，教大家认识到能多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火种，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河东的红军还在战斗，党中央还在陕北。他鼓舞大家团结战斗，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每到宿营地，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分子，就指挥着唱《国际歌》，唱李卓然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战歌，歌声鼓舞着战士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4月16日，部队终于从安西东南大公岔山口走出祁连山，到达肃北石仓城。24日，部队进至安西城南25公里的十工村，有人主张打安西城，李卓然考虑到部队的实际情况不同意打，但大多数人坚持打，最后少数服从多数，他只得同意。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一部分遭敌包围，一部分被骑兵冲散，见此情景，李卓然当机立断，大声喊道：“不能再去拼！党没有要求我们去拼！只要我们能冲出去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力量。同志们，继续向北冲！”接着，他命令警卫员邱振基立即去通知失散了的战士，要他们坚持到底，沿着电线杆往北冲。部队边战边撤，26日傍晚，进至红柳园，在这里与敌人进行了最后一场血战，100余名指战员血染沙丘。摆脱敌人的围追后，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部队穿越了荒无人烟、无粮无水的大戈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