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规格最高的墓地是八宝山革命公墓，能葬入八宝山是对生前的一种肯定，同样也是身后的一份荣誉，不过八宝山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的。八宝山也并不是只安葬党政军干部，还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以及爱国人士，如科学家钱学森、爱国人士闻一多，甚至还有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外国友人。

    北伐名将贺耀祖，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将领，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蒋介石在大陆时期能够掌权长达20余年，与他手下两个重要部门密不可分，分别是军统和侍从室。军统是情报部门，专门搜集情报与搞特务暗杀活动。侍从室才是蒋介石的权力枢纽，所有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飞扬跋扈的军统局副局长戴笠面对侍从室人员时也要敬畏三分。

    1938年军统正式成立，戴笠任职副局长，而局长则是由贺耀祖担任，虽然蒋介石极力提拔戴笠，对戴笠的工作能力很认可，但是因为戴笠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比较浅，而且只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因此为了服众，蒋介石也只好给戴笠一个副局长的位置，而局长的位置则给予了国民党资历比较老，威望高的贺耀祖。而贺耀祖不仅是军统的局长，戴笠的顶头上司，还是给蒋介石当了4年侍从室的主任，一人担任国民党两个核心部门的要职，位高权重。

    为何戴笠的名气比位高权重的贺耀祖大得多？这是因为贺耀祖当军统局局长，完全是应蒋介石的要求办事。以戴笠在国军中的地位，想要担任军统局局长，还不够格。贺耀祖早年参加同盟会，比蒋介石资历还要老。于是，蒋介石就安排了贺耀祖担任军统局局长，用他的资历来堵住悠悠之口。但贺耀祖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他深知蒋介石的用意，所以对军统局的事，从来就不过问。全部交给戴笠一手操办，可以说贺耀祖是军统局名义上的“老大”，私底下戴笠才是真正的老大。

    在北伐军攻克九江后，贺耀祖还和英国人干了一架，接管了九江的英租界，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初，贺耀组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获授陆军上将衔。1940年4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2年秋，兼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负责中国国内物资管控及调度。

    有一次，贺耀祖送来两份文件，一份是一名侍从结婚的申请报告，另一份是查处一个贪官的请示报告。当时蒋介石正在睡午觉，迷迷糊糊的把批示写混了：结婚报告上，蒋介石批的是“就地枪毙”，而那个贪官报告上，则批的是“准假两星期”。贺耀祖知道蒋介石弄错了，又不敢直说，就把被批准枪毙的倒霉新郎送到军法处藏起来，好吃好喝。两个星期后，蒋介石问，那个结婚的侍从怎么还没来？贺耀祖这才拐弯抹角地说了实情。蒋介石哭笑不得，赶紧让人把关禁闭的新郎放了出来。至于那个“准假两星期”的贪官，让他多活了两个星期，最后还是给枪毙了。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贺耀祖掌握着重大人事安排和事务的选择决定权。是否呈送、何时呈送，甚至拟办意见都由侍从室安排，直接决定了许多人和事的生死。以上任职经历表明，贺耀组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多任要职。

    在抗日战争中，贺耀组同中共开始交流。比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贺耀组的朋友，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谢觉哉常同贺耀组交流。贺耀组的妻子倪斐君在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任职期间常同中共方面接触，倪斐君对中共抱有好感及同情。受到以上各种影响，贺耀组逐渐倾向容共。1942年12月，贺耀组任重庆市长，当时他因容共与反共问题以及重庆的行政施策等问题而经常同蒋介石对立，两者之间的信赖关系完全破裂。

    1949年3月，贺耀组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但是贺耀组因为蒋介石推进第二次国共内战而对蒋介石十分不满，没有实际任职。1949年春，贺耀组赴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同年8月发表起义宣言，赴北京。1949年建国后，贺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还被选为第二、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7月1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贺耀祖因在革命时期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我党决定将其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方便人们去拜祭这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