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后人对他评价争议很大。但毛泽东、蒋介石都很钦佩他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风范。毛泽东曾赞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养生首在养心，养心莫大于寡欲。曾国藩认为“惩忿窒欲”是养生的大法。所谓“惩忿”，就是遇事不要烦恼，发怒，以心平气和对待之。《内经》有云：“百病皆生于气”，认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曾国藩深知其中因果。在他厅堂悬挂八本堂匾，其中有一条“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嗔怒”的根源来源于“我执”，既然我执看不空，那自然不能忍辱，要能忍，就要有“空”的境界。佛教把忍辱作为戒嗔的良药，是佛门重要修行理论“六度”之一。曾国藩所说的“必须将万事看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嗔怒的问题。任何人都有脾气，可一动怒发脾气就要坏事。正如佛语所说：“一把嗔心火，烧尽功德林。”所以，忍百忍者，百福之源。人有拂郁，先用一忍字，后用一忘字，便是调神和气汤。曾国藩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他自身“戒嗔”、忍辱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还用“静坐”的方式养心，就是对不良嗜好和私欲都要有效地抑制，不让其萌生，而胸怀坦白、天宽地阔、心身泰然。这样自然脏腑气血调和，生机勃勃。即使在战事危急，事务繁忙的时候仍每天坚持不懈。

    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仁心。曾国藩认为“养身先养心”，“治心之道，先去其毒。”也就是说戒除佛教所说的“贪、嗔、痴”三毒。这样心胸才空旷广大，心情才平和安宁。所以他常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静坐养心是佛门修行的重要法门，对身心健康有益。曾国藩主张静养也要运动，他把动静结合的养生法概括为“君逸臣劳” ，“君逸”即处静养心，“臣劳”即运动健身。动静结合，不失为辩证、完整的养生之道。戒贪、节欲、俭饮食，成为曾国藩一生的生活理念。

    无时不惧，宁静安泰。无事时心在腔子里 ，应事时专一不杂。他又言：“闻色心艳羡，真禽兽矣。”他觉得房事不节制，愈来愈有损身体。对一般人来说，性欲是繁衍后代的本能，虽不能禁止，但绝对不能纵欲，一定要有所节制。精、气、神是人的“三宝”。在咸丰十一年的日记中说：“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体念来复之仁心，节制饮食。曾国藩在饮食上主张“少食”、“素食”、“清淡”。“常食老米粥以疗脾亏”。他告诫子弟“夜饭不荤，专食素，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他深知“脾胃为人后天之本”，大鱼大肉皆可损伤脾胃，脾胃长损，自然影响健康而折寿。

    多动、习劳，持之以恒。他认为人体活动则气血和、经脉通；不动则病滞。他每天坚持饭后走一千步。他还告诫自己的子女、儿媳，要亲自种菜、养猪、织布、下厨，不要随便使唤奴仆。出门要多走路，少骑马坐轿。他的儿子曾纪泽少年体弱多病，即命其每日早晚各走五里路。坚持日久，便转弱为强。早起，醒后勿粘恋。不要有留恋安逸甚至淫邪的念头。曾国藩说：“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早起可以振奋精神。早起，是曾氏祖辈几代的传统家风。在他的教导影响下，家中人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他手下的幕僚、将领无不效法，没有一个敢睡懒觉。

    正确对待医药。他认为医药能“治病保身”，但也能“致病伤身”，要正确对待医药。他主张“病来即药，病去即止”。他本人有病，即时服药。日记中有“夜不能寐、服归脾汤数帖而愈”。“癣疾大作，痒甚，用药稍安”。他从不随便服药，更不信庸医的“危言深语”。他很推崇精神调养和食物调养，他很重视补益药品，常购人参、鹿茸、阿胶之类补品寄给祖父母、父母、叔婶及师长服用。自己也常命家人用黄芪、白术、山药、当归，茯苓之类药品熬粥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