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共产国际苏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的外来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结果。毛泽东通过艰苦探索，在创建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模式同时，以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视界，原则而又策略性地解决了中苏两党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从而大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动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进程。毛泽东有关这一方面伟大贡献和宝贵经验，其在这一进程中创造出来的方式方法和展现出来的立场思想，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共产国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方法 实事求是 独立自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过程，不同时代有不同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具体办法多种多样，但是这里面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思想是相通的，尤其是贯穿于其间的观点和立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成功处理好了我党同共产国际苏俄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廓清了障碍，并团结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其经验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用了一些什么方法，方法背后根源是什么，其成功意义何在？本文试图以此视角切题述析，为同行抛砖引玉。

一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面临一个极难解决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我党自己内部问题，其实不然，共产国际因素在当时是不能回避，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由共产国际和我党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党自创建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受共产国际苏俄的援助和指导，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路线方针、组织原则，甚至主要骨干力量都来源于共产国际苏俄，并占居了很长历史时期。党在早期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有这样几个特点：

意识形态苏俄化。我党是由共产国际指导下，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和第一个决议，明白提出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也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苏俄的模式来发展的。这个模式当然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完全接受，包括毛泽东在内。毛泽东曾在湖南《大公报》上撰文，主张“要建立一个和俄一致的共产党。”(1)在这种意识形态下，马克思主义往往容易教条化，不会太顾及本国情况。

革命路线苏俄化。党建立后实际工作开展主要接受共产国际苏俄指导，政策来源主要是依据俄共的经验。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共产国际苏俄的经验就是中共的经验，以城市为中心的苏俄革命模式就是中国革命模式。不要说陈独秀李大钊接受苏俄经验，包括毛泽东，一段时期抱有“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对苏俄经验也没有公开反对过，毛泽东本人就曾回忆说：“1920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2)后来，博古、王明等人，完全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这样，在革命道路和方式等问题上，党内存在着对共产国际苏俄的极大迷信，造成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思想和心理障碍。

工作关系上下级化。“一大”党纲规定党要“联合第三国际”，决议又明确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二大”正式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到1940年，党在共产国际一直派有常任代表。这种关系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它规定凡参加它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它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都必须经它批准。

这个组织原则为俄共（俄共于1925年更名为联共，1952年更名为苏共，本文为了方便理解，多以俄共指代）掌控利用。共产国际对各国共运的指导其实是完全贯彻了俄共的意诣。(3)俄共相应成为各国党包括我党的领导者，毛泽东曾说：一段时期俄共成了“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我党必须服从俄共“政策、策略和利益”，得听俄共“发号施令”。(4)在这种上下级化的关系情况下，其他国家党在未得到共产国际苏俄认可下，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走有自己国家特点的道路是十分困难的，典型例子莫过于南斯拉夫了。

主要领导代理人化。党内一大批主要领导都曾流学苏俄，与俄共中央领导关系较深，其代表有王明、博古等人。这些人依靠俄共中央支持，在党内占据了主要领导职位，共产国际苏俄很轻易地通过这些代理人掌握了党最高领导权，并左右党的路线政策。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相信王明更胜于相信中共中央”，“斯大林把王明看作中共中央的唯一代表” “王明在共产国际庇护下以主要权威自居。” “企图把中共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5)并给国内同志贯以“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称号，或谓之为“狭隘的经验论”。所以，如果王明在共产国际苏俄支持下长期占居领导地位，党想要走自己道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就会失去组织保障。

上述双方关系的特点，加上两党两国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利益冲突，尤其是苏俄大国主义、老子党作风思想的干扰，导致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逐渐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这既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矛盾和分歧主要体现在共产国际苏俄政治上对我党及党内正确意见和代表力量的错误或偏见，具体有这样几个问题：

怀疑我党力量。　1940年，斯大林对即将来华赴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6)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为了本国利益，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选择上出现投机倾向，较长时期要求我党服从国民党。毛泽东回忆指出： “１９２６年斯大林在讲话中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抗战期间 “相信国民党的力量甚于共产党。”(7)在物质和道义上，尤其是在物质上主要是支持国民党，并“在１９４７年，坚持和蒋介石签订和平协议”(8)。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分歧如果不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没有目标，也失去了根本和依托，没有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何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