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提倡“己法自守”，主要基于三个理由：一是敌人可能利用我们法律的不完备来和我们进行斗争。二是我们的立法是表达了我们的意志。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自己都不守，根本不可能让别人来守。三是如果党员干部违法，会招致群众不满，导致社会不安定。

    董必武不但倡导，而且以身作则。解放前，在重庆亲自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期间，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新中国成立后，家乡的亲友以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经常到北京找董必武“帮忙”，董老一律加以拒绝。他曾在信中委婉地对一个亲戚提出批评：“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在你的思想中对这点似乎还不很清楚。”

    提倡党员干部带头守法，把党员干部守法作为整个社会守法、执法和司法的关键。董必武在长期的政法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这一“己法自守”思想，是他几十年艰苦思考与躬身实践的成果，是其法学思想的精髓，显示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奠基人的卓越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