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人都不大喜爱照相，所以家里的照片也不多，像册也没有几本象样的。翻开像册，里面的照片也大多没有贴，像册成了相片夹子。本来，妈妈也曾多次唠叨要把照片整理一下，买相角回来把照片贴起来。但是，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中期，这事才由哥哥揽下来，把照片贴上像册。

　　记得我上中学那阵，家里还只有两本很旧的像册。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照片，看到照片上不熟悉的人或陌生的环境，我总爱问爸爸：这是谁呀？这是在哪儿呀？爸爸呢，只要他记得起来的，都一一回答我，还叮嘱我在相片背面写上拍照的时间、地点，免得时间隔久了又忘记。

　　像册里收存爸爸最早的照片，是许多人见过的爸爸头戴瓜皮帽的那一张。这张照片还是爸爸的老同学翻拍了送给爸爸的。妈妈的最早照片，大概是生下我之后不久，抱着我和哥哥一起照的那一张。这也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了。照片中，也有爸爸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国民党高级官员会后留影的几张照片，只是当时我对照片的人物、历史背景并没有加以考究。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从中南海搬到了六部口内居住。１９６８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妈妈在地上铺开地毡钉被子，做入冬的准备。我在一旁帮助着妈妈。这是一床大红底上撒着几朵黄花的被面，很有喜气。我和妈妈一边穿针引线，一边闲扯。这时爸爸走进来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就听见你们的嘴巴子说个不停。”我仰着头对爸爸说：“爸爸，你看这被面好看不好看？”爸爸不经意地看一眼被子，说：“妈妈说好看不？妈妈说好看就是好看。”——自弟弟两次无故被抓走之后，妈妈常常唉声叹气地不高兴，所以爸爸有时特意逗一逗妈妈。妈妈笑笑说：“好看。”爸爸站在一旁，目光随着妈妈抽针送线的手一起一落。我说：“爸爸，这是妈妈特意为你们俩做的。”我故意把话头打住。爸爸摇了摇头：“我们盖这么红的被子做什么？”我忍不住笑起来：“这是你们的结婚纪念呀！”爸爸双手插腰，哈哈地笑着，转身走了。妈妈的脸上也荡开了笑纹，但很快敛住，转了话题：“楚青，听说外边又传要广泛抄家了，你想想看，我们家里还有什么不值得留的东西吗？”

　　当时哥哥在外地工作，弟弟被关押着，家里只有爸爸、妈妈和我。此外，就是几位工作人员了。不消说，有的同志也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一位思想颇为“革命”的同志，自离开爸爸调到别处工作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坐一坐了。而其他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只要有空闲，总常常到我们家来转一转、看一看的。这位“革命”同志为了显示他的“革命”精神，曾和爸爸吵了一架。那是“四个伟大”正脍炙人口的时候，我们家挂的一幅毛主席像下，也出现了林彪手迹的“四个伟大”。“四个伟大”十六个字刚刚挂上去的那天傍晚，爸爸领我在前院散步（“文革”开始后我们便被限制在小院子里散步了），看到影壁上新挂起来的“四个伟大”，爸爸就对那位同志说：“我看‘导师’就可以了。‘伟大导师’这已经包涵了其它‘三个伟大’的意思。我们称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称导师嘛……”。我觉得爸爸说得有道理，所以也点头赞同。这可激怒了那位“革命”同志，他力竭声嘶地喊着“捍卫”的话。爸爸试图说服他，但他以粗大的声音压倒了爸爸。爸爸也激动了，断然说：“用一个‘伟大导师’就好了，如果有人来盘问，就说是我讲的！”后来事实证明，“四个伟大”的提法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当然，毛主席不一定知道爸爸与这位“革命”同志争吵的事，但我想倒是验证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格言。

　　妈妈重新提出外间关于抄家的传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想到了爸爸在国共合作时期那几张照片，就说：“那些有国民党党旗的照片可能碍眼吧？”妈妈抬头看了看我一本正经的脸，喃喃地说：“那是历史呐……”我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