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标题)创伤
1月底,援军到达,北京、上海等各地来支援的50多名医护被编入了红会急诊科的临时队伍。此后,由于大量方舱医院和隔离酒店的开放、分区治疗的落实,到二月中旬,红会医院发热门诊一天的接诊量回落到了几十个。终于,急诊科从困境中挣脱。
医院门口的小公园里,一树一树的花都开了,关秀丽拿着手机,拍下那些花,又惦记着给流浪汉送点吃的。流浪汉声音低沉,跟她说「谢谢」。那些时刻,她感觉自己「全好了」,但又知道并不是这样。有很多创伤需要去抚平。最实在的,急诊科的19位护士有8位病倒了,她们需要时间恢复。
爸妈是医生护士,哥哥姐姐都学医,从小,关秀丽就觉得学医蛮好,自己就应该做这个。中学时,她在家偷偷戴妈妈的护士帽,是时兴的燕尾帽,对着镜子照,觉得好得意,好漂亮。18岁进了医院,没几年就拿了技术大比赛的标兵。2003年SARS的时候写了请战书,但那时武汉疫情不严重,没有太多波澜,疾病好像就过去了。2019年,她又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护士。这么些年,她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己搞不定了还可以打电话找领导,再不行就请专家会诊,总能搞得定。
她的性格也经得起急诊科的摔打,坚硬、大条,没那么敏感,没那么容易受伤。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一点也不娇贵。小时候高烧39度,爸爸照样送她去上学。哥哥说她是典型武汉女性的性格,「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心肠好的人。」结了婚,家里的事都是她做主,和很多武汉女性一样,喜欢自称「老子」。丈夫是一名记者,她叫他「无用书生」,换个灯泡,都是丈夫扶着梯子她上去。
在急诊科里没日没夜的那一个月,有一天晚上,关秀丽的丈夫实在担心,给她送饭,约在她住的酒店门口。是她走错了路,却冲丈夫发了一通火。她眼睛红红的,脸上有泪痕,不住说,「太多病人了,太乱了,太累了」。丈夫说,结婚十几年,她几乎没有在他面前脆弱过,因为她从小的教育就是不能哭,以哭为羞。但那时,她忍不住了。丈夫说,很想给她一个拥抱,但只能保持一米的距离。
那种「总能搞得定」的感觉被打破了。在急诊科22年,关秀丽早就接受了那些意料之中的死亡。那些注定的、无可挽回的,她会安慰自己:你尽力了。但这一次的许多死亡,本不该发生,「可惜、难受、心痛」。
在医院,急诊科从不是最受重视的部门,效益也不高。但红会医院急诊科是一个骄傲的集体,他们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希望为病人提供最需要的帮助。红会医院是120、110定点医院,110送来的,经常是乞讨的、流浪的、捡垃圾的「三无人员」。急诊科的医护给这些「三无人员」看病,还帮他们找家属,送给他们衣服,自费给他们买饭。有时候流浪汉说不想喝水,想喝可乐,他们觉得好笑,但还是会满足。
陈楚楚说,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对病人还是要温暖一点。如果用那种很嫌弃的心态对他,觉得好烦好臭,上班不会很开心。你如果自己把心态转过来,他很可怜,给他买口吃的、买口喝的也没有什么,就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自己上班也轻松一点。」
她不以忙、累为苦,经历过这次疫情,陈楚楚申请支援ICU。目睹比往常多许多的病人故去,她伤了心,每晚靠安眠药入睡,还总是做梦,梦中是同样的内容——自己跪在地上抢救病人,她觉得好累,不断重复着抢救的动作,不断有人在喊她:护士,护士,护士。二月中旬以后,急诊科的工作不再像刚成为定点医院时那么疲惫,但她还是无法解脱,「可能我潜意识希望把那个人救活。」
还有一位护士跟关秀丽提出辞职。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下了班在酒店大哭了一场,给关秀丽发微信说不干了。她没有见过那么多那么绝望无助的眼神。每一双眼睛都那么看着她。「绝对不是累,是心痛,是无能为力。」关秀丽给她打电话,聊到凌晨两点半,算是说开了。隔三差五,又在酒店给她们煲汤,她想,要把年轻护士的情绪照顾好。
急诊科副主任吕希俊与关秀丽同龄,也是41岁,头发已经灰白了。摘下口罩,胡子也已经很长了,一直没来得及刮。他常常莫名其妙地流眼泪,说不上原因。他说第二批、第三批的定点发热门诊是幸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的创伤。」
2月17日,《人物》第一次见到关秀丽,她在红会医院的会议室里一坐下,就叹了一口气:「我的眼泪都流干了」,「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再让我流泪,不可能了。」
那些惨烈的场景,关秀丽再说起,语气并不惊心动魄。听来会觉得,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高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勇气,只是不得不去做。分配,决定,目睹脆弱与死亡。但也是她,和与她类似的武汉医护工作者,扛起了这漫长的30天。
(小标题)疫情过去后,你们想做点什么?
关秀丽、吕希俊、陈楚楚……这些在这个急诊室里度过了十多年时光的人,说出来的都差不多,「就像平常那样上一天班,穿普通的白大褂,戴普通的口罩,和病人普通地交流。他不用担心来医院会死掉,我也可以给他提供相应的护理和治疗。大家就这么平平常常地,他治好了就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我该下班就下班,我想过一天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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