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从抢救到您溘然长逝短短的二十几分钟里，我经历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悲伤。我的心在绞痛，我的眼在泣血，贴着您慢慢冰冷的面颊，我用尽力气大声呼唤着您：“爸！爸……”您再没有任何回答……余下的日子里，止不住的泪水，止不住的思念，我恨自己没有回天之术，不能留住您远去的脚步。爸，多少次我有怨艾或委屈的时候，从来都瞒不过您的眼睛，但您从不发问，只是和我谈您正在思考着的牵动千万人家的大问题：国有企业、农田水利、农村电气化……我的心情会很快恢复平静，并为自己因区区小事烦恼而感到羞愧。可是这一次，断肠的悲痛，却再也不能在您慈祥的目光中，在您博大胸怀中化解了。爸，告诉我，我怎样才能从这悲痛中解脱出来！您可曾听到，女儿在呼唤您！

    爸，和您一生的刚毅、果断一样，您走得安详、平静，只是走得那么快。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没来得及对您说，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没来得及听您说。爸，静静地回忆您，成了女儿化解悲痛的唯一办法。

    爸，我最敬佩、最崇拜的就是您。特别是在更多地了解您，明白您之后，才从仅仅是女儿对父亲的崇拜升华到一个晚辈对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拜。我崇拜您的朴实无华、言行一致；我崇拜您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在灵堂上，我们挂上了1979年您恢复工作后不久的遗像，那朴实、开怀的笑容，正是您内心世界完美的写照。爸，您在女儿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老共产党员！

    爸，您的一生全部属于革命事业，属于人民。只有在1975年您被送到商洛的三年半和1988年您辞掉全部职务以后的两段日子里，您才有些时间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才让女儿有机会和您促膝谈心。那是我最珍贵、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我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您的日子。

    爸，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您的家庭，您受的教育，您走过的道路，都有着您自己独具的特色。您家境贫寒，六七岁就要白天下地，夜里纺线、喂牲口。小时在农闲时上过私塾，十八岁才上高小。身材高大的您坐在一群小孩子中间，又是一个每天只啃干馍的穷学生。您说过，那时因只啃干馍，没有菜，牙齿都松动了，您的祖母特别给您加了一根葱，但也只是加了一根葱。小同学们看不起您这啃干馍的穷“大”学生，可是您默默地承受了。那时候，您就显示了一种顽强和困境抗争的精神，并且表现出总能找到闯出困境办法的能力。几个月过去，您学习名列前茅，没有人再讥讽、歧视您了。很快您就成了同学们的“小领袖”，从抵制洋货等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开始投身到革命斗争中。“铲除不平，匡扶正义”是您早期朴素的民主思想，您说这是您的“蒙昧时期”。二十岁您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贫寒的家庭送一个壮劳力上中学是多么困难的事，为此您的父亲和叔叔分了家。在您的祖母坚决支持下，您踏上了从农村去太原的路。在省立一中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您执著认定的革命道路。您从一个贫苦农民成为一位真正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中间经历了多少艰苦磨难，有着多么坚强、执著的意志啊！

    爸，从1923年入党以后，您曾两次入狱，前后长达十五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啊！您在狱中的坚定、乐观，对真理的执著和对干部群众的以身相护，都深深地震撼着我。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您被抓进了国民党监狱。您在入狱前任组织部长，知道全部党的关系。敌人没有从您嘴里得到一个字，没有一个党员和群众因为您的入狱而被捕。为了保护党的力量，您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摧残，您仍然顽强不屈地同叛徒、敌特坚决斗争。酷刑及监狱非人的生活，使您患上肺结核和痢疾。狱中您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同志看您病得这么重，问您还有什么话留下，您却用仅存的力气领导了狱中长达二十天的绝食斗争（敌人曾几次强行灌米汤和盐水，得以坚持二十天），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您的痢疾竟也奇迹般地好了。而肺结核，就靠聂荣臻伯伯每月送进两瓶鱼肝油，竟也基本好了。这件事您不知对我说过多少次，每次您都很动情：“那个时候组织也非常困难，聂荣臻同志坚持给我送鱼肝油，就靠这鱼肝油，我才捡了这条命！”直到日本侵略者直逼华北，国民党被迫大赦，一律减刑三分之一，您才由原判九年减到六年，在1935年刑满释放出狱。您曾有些激动地对我说：“我是刑满释放出狱，出狱时除验明正身，我没写过一个字，这是早就很清楚的，是早已有结论的。”我们心里都清楚，如果是叛徒，还能在狱中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妄图置您于死地捏造罪名罢了。听天津老工人告诉我，出狱时，您瘦得就像一根电线杆，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可您毕竟坐穿了牢房！

    1937年您作为北方白区地下党的代表去延安开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后，您就成为毛主席很信任的干部。您不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托，总是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去开拓新的局面。您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1965年，毛主席又一次赋予您重任，委任您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这期间面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您仍为罗瑞卿同志、吴晗同志作了实事求是的辩解，为保护更多的干部、知识分子，您高举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文化大革命”您首先蒙难，成为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从1966年至1975年，您再次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残酷迫害。但您不屈不挠地同林彪、江青、康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您还用自己宽厚的肩膀，保护了一大批干部。面对莫大的冤屈，您始终坚信真理一定会胜利，您坚信我们的党，坚信我们的人民，在狱中您坚定地为再次出狱做着准备：为了不丧失说话的能力，您每天不是大声念英文毛主席语录，就是大声唱京戏。为了保持腿力，您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来回踱步。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种情况下，您脑子里不是愤、不是怨，您说，战争年代和解放后工作忙，现在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多读些马列，多思考些问题了！后来在商洛您告诉我：“第一次真正系统学习马列和各种思想门派，是在国民党监狱；这是第二次难得的系统学习机会。”没有笔，您用粗大的手指，精心把牙粉纸袋或画报撕成整齐的细细的小条，用悄悄留下的米饭嚼烂当浆糊，把小条粘在书中要画的重点上。您保留下的粘过这种纸条的书有三十多本！您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考着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思考着如何防止这不该发生的一切。

    1978年12月28日我们被通知举家返京。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我把破烂家具连破面缸都打包带了回来。在民航客机上我们都默默不语，手拉着手，是啊，只要在一起！飞机一停，只见机下拥上来三百多人。一位机场女服务员一声：“彭市长，我们盼了您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引动了几百人的哭声一片。是啊，人们经历了怎样一场浩劫！不久，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推倒一切强加在您头上的不实之词。您重新恢复了工作。这漫长的十二年，谁又会坚信这一天真的会来到呢？1979年初您出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不少人说：“这个安排低了”，您说：“能工作就行。”岂止是“能工作就行”，您是在拼命工作，您要抢回那丢失的十二年！仅用三个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又直接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这么短的时间就制定了这么多国家基本大法，您不是圣贤、奇才，您对我说过：这都是您在漫长的九年监狱中“就仔细研究过的”。您说：中国一定要走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法律首先要保护人民！我知道，您是要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腾飞。

    爸，您一生顾全大局，不重名利，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同样深深地震撼着我。很多老同志见到您，都称自己是您的学生。我知道您曾是中央党校教育长，后来毛主席做校长，您任副校长。我问起延安党校时的事，您告诉我，中央党校成立时，您问毛主席：“党校是不是该有个校训？”毛主席说：“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来毛主席为中央党校题字：“实事求是”。党校就是按这四个字工作的，您的一生也是按这四个字做的。当时全国各根据地高级干部几乎都在党校学习过，您不以教育长、副校长、老师自居，您说：“我过去只是在北方地下党工作，各根据地情况不了解，怎么能上来就做先生？所以在党校首先是取消了班主任，建立了学生党支部，以支部为核心，各根据地学员自己开自己的会，自己总结自己的工作，还不能解决就去找自己根据地或方面军已在延安的高级领导，然后和我们谈。所以在党校，领导者也是被领导者，先生也是学生，学生也是先生。”您还说：“当时党校这种整风形式和我的经历有关。”我问您：“党校是发生过‘特务如麻’的情况吗？”您说：“那是审干期间，在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后，党校也发生了逼供信，把好人当坏人的情况。毛主席制定了‘九条方针’，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除了党校自己改正和检讨外，毛主席还亲自来党校向被伤害的同志道歉。审干中我们是伤害了一部分同志。”去年，《毛泽东传》出版，我在书中看到：您和李克农同志曾向毛主席反映了审干过程中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接着毛主席制定了“九条方针”，纠正了这个错误。我问您“是不是有这回事？”您说：“是有这么回事。”可是爸，您过去对我讲延安整风审干时却只提您怎么不了解全局，怎么依靠党校学生们自己去判断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您只对我讲党校也有过火行为伤害了一些同志，您怎么做检讨承担责任，却只字未提过您向毛主席进言一事！

  爸，您也谈“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严重性，但只要说到毛主席，您总是非常肯定地说：中国革命没有毛主席不行。您说：“没有毛主席，不可能在1949年就推倒三座大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个人的事与党、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比，那算不了什么。不管怎么说毛主席还是伟大的领袖。”在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时，您在东北组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您再一次表现出您心中只有大局、只有党的事业、只有人民的博大胸怀！1980年您出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坚持实事求是地确定了“两案”审判根本原则：两案审判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要分清错误和罪行，犯路线错误是党内问题，有反革命罪行的毕竟是极少数人。这个原则的确定，不仅表现了您有从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的才能，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也解脱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爸，您就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里，永远对革命事业充满坚定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您在困难和逆境面前永远是一句话：“天塌不下来！”您常说：“有困难、问题怕什么？只要表现出来了，也就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了。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您的这种精神境界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个家和您的女儿。

    爸，您还记得我们父女都难以忘怀的三年半商洛生活吗？1975年5月，您和妈被送到陕西商洛山中，直到1978年12月28日离开商洛，这是我们第一次过上虽苦但甜的普通老百姓家庭生活，也是您七十四年革命生涯中唯一脱离工作与我们共享天伦之乐的日子。再不像以前那样几天见不着面：您晚上没回来，我们已睡觉；早上上学，您却刚刚睡下不久。更不是您和妈妈在监狱无法见面的九年。尽管在商洛您脑子里翻滚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尽管您依然没有行动自由，但您能和妈妈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您很欣慰。而且您好像从来就过着这种生活。您在商洛和不少农民、干部成了知心朋友，他们高兴不高兴的事、家里矛盾，什么都愿和您讲，还请您到家里做客。白天，我要去县里上班，妈照看我的三岁的小女儿，您就一个人出去散步，一走就是一二十里地，回来时不忘帮我叫一担柴或一担菜。周末，在门前一小块地上，我翻地，您撒籽，我们种了茄子、西红柿……；我做饭的灶不好用，您就把我给您和妈理发剪下的头发存好，然后用石灰、头发、土和起来，挽起袖子给我搪炉子，我的炉子从此火特别旺，再不呛得我流鼻涕眼泪了。1977年给1936年入党的妈妈做了错误的结论，妈妈很难过，您亲自帮助妈起草申诉书。1978年妈先解放，安排作商洛地区副专员，您给妈作“秘书”，帮助妈起草文件或讲话稿。妈在生哥哥时正值日本鬼子扫荡，转移时在暴风雪中受了大寒，一直浑身疼痛，无法干体力活。我们不在家时，帮妈倒水、扫地都是您的事。过年时我买了猪头，您和妈帮我收拾，再包上顿饺子，老少三代一起过个年。爸，您和妈也很难得地享了三年半的天伦之乐。您回到北京后，还多次对我讲，您很怀念我们商洛的那段生活。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回去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