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原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在山东搞调研时，由于疲劳过度，突患偏瘫。1992年9月又患其他疾病，直至1997年4月逝世。彭真在他生命的最后6年中，一直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并两次战胜病魔，连医生都认为他“创造了奇迹”。首长“造反了”。
彭真自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后，一直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任劳任怨地顽强奋斗、勤奋工作着。即使是在国民党监狱的6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蒙难的9年中，他时刻都在思考着人民的大事、国家的大事和党的事业。正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所说，他“除了散步、游泳两项强身健体项目以外，就是认认真真学习、兢兢业业工作”。1988年，彭真从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十分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以极大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时刻关心着国有企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着国际的风云变幻。1991年春节前后，他在杭州一边休息，一边工作了4个月，后经过体检，身体很健康。这又激发起他全身投入工作的巨大热情。3月份，他先视察了秦山核电站和北仑港，后北上到达上海，视察浦东，与上海市领导同志座谈。4月初，他从上海刚到济南，就立即安排在山东的调研活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担心他近90岁的高龄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工作量，多次劝他注意休息，不能过于劳累。他不但不听劝，反而发火说：“共产党员活着就要工作。不工作，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991年4月10日，彭真来到泰山参观考察。晚上，他不顾疲劳，在泰山脚下与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谈话，一直谈到晚上10时。接着，他又找身边的两个秘书谈话，大约谈了1个小时。11点钟开始休息。那天正好刮起了西北风，温度突然降了下来。4月11日清晨三四点钟，彭真突患中风，得了脑血栓。就在一夜之间，他倒下了。
彭真病倒后，立即被送往济南救治。在病情得到初步控制后，从济南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他这次生病，病情相当严重，不仅身体右边出现了偏瘫，而且住院时还出现吞咽困难，吃东西有点呛等情况。医护人员给他放了胃管，做鼻饲，让他吃一些较软的、易吞咽的食物。有一次，他看见家人吃包子，也偷着拿了一个吃了，竟没有呛。后来，他的鼻饲管不见了。不知是他自己拔掉了，还是让护士拔掉了，从此，他就可以自己吃东西了。医护人员开玩笑地说：首长“造反了”。
在彭真的生命里曾有过奇迹出现。1929年，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由于敌人的酷刑及监狱非人的生活，他患上了肺结核和痢疾。狱中党支部的同志看他病得那么重，认为他不行了，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没想到，他却用仅存的气力领导了狱中长达20天的绝食斗争其间敌人曾几次强行灌米汤和盐水，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他的痢疾也奇迹般地好了，而肺结核靠着聂荣臻每月送进的两瓶鱼肝油，也基本好了。
这次，近90岁高龄的彭真又一次创造了奇迹。经过40多天的治疗，彭真的病情趋于稳定。在危险期过后，他出院回家了。
最害怕的是“把嘴给封了”
彭真突患中风，右半身瘫痪，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他那痛苦的样子，都很难过，自责没有尽到责任。但彭真却很乐观，说要再站起来，一定能够再站起来。
彭真出院回家后，开始做功能恢复性训练。起初，右侧的身体一点也不能动。他先是在护士、警卫的扶助下，在床上用能动的左手扶着不能动的右手活动，或者用有弹力的带子拉着，使劲让右手起来。有时抬不起来，他也生气。一个人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不能动了，确实无法接受。但着急归着急，他还是有毅力地坚持锻炼，并给自己定了目标。他说，我一定要到北戴河去游泳。
随着身体的初步恢复，彭真提出要练习走路。对此，医护人员和他的家人起初都不同意。他就瞒着大夫，在身边几个护士、警卫的帮助下，偷偷地锻炼。后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他的身高定做了一副双杠，使他的两只手可以扶着双杠练习站立。几天下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都有点泄气了，他却不断地鼓励他们。他一站起来，心律就变得特别快，医护人员非常担心，让他歇会儿，他却说：不，我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坏。就这样，他开始能走1米，然后3米，后来能够走十几米。到1992年时，可以拄着拐杖自己走一走，最好时能走几十米。
彭真不愿躺在床上，而是起来锻炼。他并不是为了锻炼而锻炼，其出发点只是想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他的保健医生曾说：开始我也是觉得，让他活动活动总比不活动好。多动一动，可以活得长一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他想的不是一般人所想的运动健身、长寿。他想的是通过运动，增强体质，能够多想一些国家大事。他是从这个角度去锻炼、活动的。
彭真突发脑血栓，身体右半边瘫痪，从医学上讲，发病的部位应该在脑的左边。他曾问过一些人：脑的左边发生问题会怎么样﹖人们告诉他会影响到右手、右脚，还会影响到语言。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躺在床上唱京戏。开始，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不明白，觉得非常奇怪，认为一个人再乐观，得了这么一场病，躺在床上唱京戏，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后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要唱京戏﹖他说：“我最害怕的是把嘴给封了。”“要是嘴封了，就没有办法叫人家。我就要练习，一个人躺在床上，就会唱京戏。”
除了唱京戏，彭真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练习写字。他练习写字，主要是为了看文件、看书。过去，他有个习惯，“无笔不读书”，无论看书也好，看文件也好，经常是手里拿着一支笔，边看边写，边读边画。偏瘫以后，右手不能写，他就练习写，吃力地用左手托着右手写，有时候用带子把右手吊起来写。后来，工作人员为他做了一个支架托板，用左手扶着右手写字。由于他年龄很大，偏瘫又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虽然可以写一些字，但最终没有恢复到正常人的程度。
彭真偏瘫以后留下的公开发表的一个题词是“张云逸大将”5个字。1992年夏天，中共海南省委来函请彭真为张云逸大将塑像题词。秘书向他报告后，他没有犹豫，艰难地用左手托着右手写下了“张云逸大将”5个字。这5个字发出去的时候，彭真很谦虚地说，自己病了，字不如以前好了。他要秘书给海南省委写一封短函，说自己病刚刚好，问他们能不能用。这几个字后来也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
我们要“愉愉快快告别”
1992年9月，彭真的病情突然加重。先是发烧到40℃，接着，体温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又出现应急性溃疡，便血，血色素降到只有八九克。后来，在输血的过程中，腰椎又有病情变化，并发生了黄疸，吞咽也出现了困难。这次光发烧就有1个多月。但他始终顽强地支撑着，从没叫痛，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
彭真这次病重，曾几次出现病危。家中都准备后事了，中央办公厅也开会了，但他还是很乐观。一天晚上，他突然说不行了，要跟大家告别。他说，我们要“愉愉快快告别”，让身边的同志都去跟他握握手。他先是跟夫人张洁清告别。他对她说了一句话：咱们两人，我跟你很幸福。接着又跟子女告别，然后再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告别，主要是一些警卫员。对工作人员，他跟他们握握手，亲亲脸。
那时，彭真已是90岁高龄。他说：人都是要死的，我是唯物主义者。但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能挺过去的。一是你身体底子好；二是医疗护理条件好；三是你的精神状态好。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彭真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再一次从死亡线上挣脱了下来。
经过精心治疗，彭真的身体又有所恢复。1994年，他觉得身体状况还可以，又开始提出下床活动。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他开始练手指的活动，练下肢的支撑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逐渐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坐到床边，从床边站起来，一直到走，最远时大概走过30米。他在躺了近一年半后，又重新站起来，又重新走路了，这虽然有医护人员的帮助，但也凸显出他顽强的毅力和对疾病不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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