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静哀 汾水默泣——深切缅怀彭真同志在山西的革命实践活动 |
2015-10-27 22: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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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苗长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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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路军开进晋察冀边区前，这一地区党的力量是很薄弱的。党员很少，能够坚持活动的党员更少，许多组织与上级组织的联系时断时续，有不少与上级组织已完全失去联系。八路军开进这一地区和晋察冀省委、军区成立后，在地方和军队中积极吸收新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党员数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仅仅数月，到1938年6月，党员人数猛增至10460人，其中90%以上是新发展的党员。在党员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单纯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甚至出现了“拉夫”现象，强拉硬扯一些人入党。结果，使一些坏分子乘机混进了党内。这成为根据地发展的隐患。这一情况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已有所察觉，但未引起足够重视。彭真同志到达根据地后，立即着手对边区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这次整顿，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边区党组织的战斗力，为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彭真同志进入晋察冀以后，在政权建设方面主要作了3件大事：
一是建立了村代表会。村代表会的建立，使党在根据地的政权更巩固了。当时，某县国民党文件曾指出：“共产党撤销专员县长没有关系，中央军一过来立刻可以撤换，若村和区都建立了民主选举的代表会就糟了，就不容易取消了。”可见，代表会的建立击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要害。
二是从边区政府到村政府，都建立了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和司法等5个工作部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作系统，这就使得“边区政府的每一政令和指示，易于贯彻到村”，避免了原来“一切政令一到县级或区级即往往‘寿终正寝’变成了废纸”的情况。
三是普遍实行了小区制度。原来的区一级行政机关所管村庄很多，有的多达几百个村庄，这使区政府无法有效地对各个村庄进行领导。普遍实行小区制度后，这一局面随之得到了改变。
第三，极大地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
彭真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非常重视的。1939年春以后，中共北方分局发动群众，掀起了生产建设热潮，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成绩。在开荒方面，仅平山、阜平两县，到1939年底即垦荒1.5万亩。在兴修水利方面从1939年至1940年间，晋察冀边区共整修旧渠2734条，开新渠1290条，可新增水浇地5万多亩。在盂县，有一条著名的“彭真渠”，就是当年修建的。该渠是一条盘山大渠，穿梁跨沟，工程巨大，奋战育攀手始成，全长9公里，该渠的修建使10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浇地。彭真同志为该渠的修建倾注了不少的心血。直到今天，“彭真渠”仍然完好无损，继续发挥着作用，为当地人民所受益。另外，还组织专人研究和改进了多种农具，进行了种子试验。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边区的农业得到较快发展，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在发展工业方面，1940年，彭真同志提出了“争取边区工业品自给自足”的口号，经过努力，边区军民生活日用品大部分得到自给。
第四，在军事上取得了反“扫荡”和反“磨擦”的胜利。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的建立和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1939年10一12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妄图消灭边区八路军主力，摧毁这块根据地。在彭真、聂荣臻等领导下，晋察冀抗日军民英勇还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崛起，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忧虑和不安。从1939年秋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掀起反共恶浪，并先后制造了“博野惨案”、“深县惨案”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同时，阎锡山也加紧了对晋察冀根据地的磨擦，并制造了“广灵、灵丘事件”。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彭真、聂荣臻等领导晋察冀军民，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予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回击，从而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
在彭真、聂荣臻等的领导下，晋察冀各项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941年6至8月，彭真同志在延安分7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依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汇报结束后，整理成《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毛泽东对之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并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参照执行。
1941年9月，彭真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从此离开了晋察冀，离开了山西。
山西这块热土哺育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也是山西人民的骄傲。彭真同志在山西建立的辉煌业绩，象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盗立在山西人民的心中。
《党史文汇》199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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