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研究会理事、梅兰芳京剧团一级演员李玉芙，在谈到她从北京戏校到实验剧团的经历，谈到彭真市长多年来对自己在事业及生活上的诸多关怀，说到动情之处，不禁潸然泪下。她说：我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形容彭市长，想来想去，还是“老共产党员”这个词最能概括他的风格和为人。

    关怀细致入微。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为一群京剧艺术之燕展翅高飞提供动力
    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是1952年2月成立的，第一届学生共120人，分为京剧表演和伴奏两个专业班。这年冬天，年仅14岁的李玉芙从东北走进了这所学校，学的是表演专业。
    学戏的日子很辛苦。因为学校没有地方住，学生们都是走读。当时艺培只有两个庙：一个大殿，一个二殿。练毯子功在室内，练把子功在室外，天再冷也这样。
    学生苦，先生更苦。艺培的老师报酬低得可怜，一天5角钱，两块烧饼麻花，一杯茶。就这样，大家为了倾心热爱的京剧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953年初，艺培校长郝寿臣通知大家准备排一台比较好的戏，每个班选出最好的学生，加紧排练。(月份的时候，在原来西单的长安戏院演出。这时候，李玉芙她们才知道，彭真市长要来看戏。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觉得非常兴奋，尤其是看见在长安戏院的一个休息室摆上了点心。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时候，能吃上这么好的点心，真令孩子们雀跃不止。戏收场后，彭真来看望大家，他亲切地向孩子们问好，还把年纪最小的张少华抱起来了。后来，同学们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说学校以后不叫艺培了，改名为北京市戏曲学校，归北京市管了。
    李玉芙这才知道，彭真早就关心她们这所学校了。彭真最早来学校是1952年9、10月份，学校刚成立不久。他来了解情况，特地到食堂看看，见孩子们喝的是玉米面粥，吃馒头咸菜，觉得很可怜。回去后，彭真在市里经过研究，决定把学校改为国家公立，改名为北京市戏曲学校，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
    彭真到学校看过以后，市里很快就补助了一些伙食费，当时有!2000元，后来又拨了1万多元。现在听起来这个数目不大，但当时对学校非常重要。老师等于是义务教学，得到市领导的关怀，感到特别激动。
    大约是在1958年，学校有了自己的宿舍楼，这对于像李玉芙这样每天路经坟场的走读生来说，好比上了天。另外，学校还给学生做了校服。校服基本上是苏式的，男同学的校服是米黄色的裤子，上身是钻筒的，女同学就是各种花格子的连衣裙。
    当时同学们出外演出非常困难，因为交通不便，到吉祥、民族剧场演出大都是走着去。1955年到1956年之间，北京搞了一个工业展览，展览会上展出了一辆引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设备、中国组装的大轿车。下了展区以后，彭真指示：这个给戏校。于是，学校第一次拥有了汽车。不久后，在原校址上又盖起了排演场，还搞了一个练功棚。再往后，就是盖了目前仍在使用的40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
    校长郝寿臣经常说：学校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在以彭真市长为代表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当时全国只有两所戏校，一所是中国戏曲学校，当时叫中国戏曲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另一所就是北京戏校。
    经过7年艰苦的学习，李玉芙毕业了。和她一同离开学校的有张学津（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之子）、马永安、李崇善、孟俊泉、王晓临等人，他们都是北京戏校的首届毕业生。按照安排，这些初离校门的年轻人被分配到当时尚属私立的梅、尚、程、荀4个剧团。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这四大名旦，是当时京剧界最大的名角了。李玉芙深有体会地说：“现在想起来，当年彭市长这样安排真是用心良苦。让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到这样的大牌剧团去锻炼，去跟老艺人在一起，这太有好处了。在学校学是一码事，到了剧团里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当然也要学，但身份已是剧团成员了，最主要是看老先生演，边学边看边演。”
    李玉芙、李崇善、张学海（张学津的双胞胎弟弟）、孟俊泉被分在梅剧团，李玉芙还正式拜了梅兰芳为师。开始的时候，梅先生安排李玉芙在台下看他演戏，什么活也不派给她。
    一段时间以后，梅兰芳安排李玉芙演出，他在台下看，然后提出意见。《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奇双会》、《宇宙锋》等戏，李玉芙都经过这样边学边演的多次打磨。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学习和艺术实践，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觉得，该让这些乳燕们展翅高飞了。
    1961年初，北京戏校实验京剧团成立了。这是一所以吸收北京戏校毕业生为主、为他们拓展演出天地而成立的剧团。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国家财政上不富裕，为此，彭真特地请示周恩来总理，得到了批准。
    《雏凤凌空》是实验剧团排的第一出戏，也是剧团的建团剧目，这出戏，集中了当时北京戏校的所有优秀毕业生。李玉芙出演杨排风，王晓临出演佘太君，张学津出演杨六郎，李崇善出演寇准。尽管当时剧团条件不太好，大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但他们心里都有股创作激情，困难再大，也要力争拿出自己的代表作品。
    彭真在百忙中观看了这出戏，他对他们讲：《雏凤凌空》这个戏，好就好在强调了老年扶植幼年，老年发现人才，扶植人才，不怕一切阻力。这个主题就比老戏有意义。
    彭真还说：“你们要好好地感谢你们的老师，你们看这个戏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李玉芙心里明白，要感谢的不光是老师，还有领导。没有老师、领导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不给你机会，还是没用。有才有德还得有机会，这是青年演员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

    日理万机的彭真市长，在京剧方面也是行家里手。他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花费了大量心血
    除了演出新编历史戏，实验剧团还排了现代戏。彭真说：“这叫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路不行，必须得两条腿走路，这样走起来才有力量。”
    对此，李玉芙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这些实验剧团的毕业生，按照市委的要求，在艺术上健康地发展。直到‘文革’之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有继承，有发展。为什么叫实验剧团/实验实验，就是在继承上发展、摸索。一个是为了演员提高，一个是让京剧不断发展。现在看来，实验剧团还是完成了当时的使命，完成了市委的要求。
   “我们这个团当时在北京市是最年轻的。除了老的北京京剧团，就是实验京剧团。两个阵营，一老一少。原来计划是这样，北京戏校毕业生到实验剧团，实验剧团再接北京京剧团的班。团里跟我们说，让我们接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的班。后来还行了大拜师，我拜的是张君秋。后来他们给我们排了《赵氏孤儿》，就是要把他们的戏一个个接过来。那时候计划得很好，很符合京剧艺术的规律。”
    1962年，实验剧团举行了“梅尚程荀流派专场”演出，有程派黄小萍的《六月雪》、荀派岳惠玲的《红娘》、尚派的《昭君出塞》，李玉芙演的是梅兰芳亲授的《宇宙锋》，这堪称是一次京剧艺术成果的大检阅。这台戏还拿到北戴河演出，当时中央在那里召开工作会议，所以这台戏中央首长全看了。演完后，有关人员特地把几个主演叫到后头，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也是在那儿，李玉芙第一次见到江青。后来李玉芙才知道，那可是非同寻常的时刻。
    当时在长安戏院演出，很轰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因李玉芙她们是解放后戏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所以那时新闻宣传上也很有意思，称她们是“解放牌”。有位姓王的记者说：“彭市长让我宣传你们这些‘解放牌’的。”
    李玉芙问：“什么‘解放牌’的？”
    “解放后的，你们是头一批呀！”
    那段时间，李玉芙的戏越演越精，名声越传越响，“小梅兰芳”这个头衔已不胫而走了。
    从1963年开始，全国的戏曲院团进入了大演现代戏的时期，排出了不少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精湛的优秀剧目。尽管这一切日后被说成是江青的功劳，那几出样板戏也因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江青烙印而显得特别缺乏人情味，但是，李玉芙认为，当年广大的戏曲工作者，在把古老的京剧传统形式用于表现现代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彭真为此花了大量心血。
    实验剧团排的第一出也是比较成功的一出现代戏是《箭杆河边》，是根据刘厚明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说的是北京郊区农场箭杆河边反动地主企图变天的故事。虽然该剧因为无法脱离当时的大背景而表现了一些“左”的东西，但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出戏由张学津主演，原来没有李玉芙的角色，后来特地为她加写了一个团支书。其中有一场戏表现团支书讲政策，教育老庆奎的孙女不要瞧不起地主的儿子，要把他和他爹区别开来，他爹是他爹，他是他。团支书有段唱，李玉芙还特地到彭真家里，唱给彭真及其夫人张洁清听，让他们提提意见。
    回忆起排《箭杆河边》的往事，李玉芙深有感触的是彭真对法律的重视。开始那一稿，戏里马永安演的地主被逮捕了。彭真说：“这样逮捕不行啊，不合法，咱违法了，他没有犯法你不能逮捕他。”当时，团长、导演和主演都在彭真家里。这番话，给李玉芙的印象很深。彭真还说：“法律得掌握住，地主不犯法就镇压人家，那不行啊。”后来改成地主动了武，拿刀要去伤人，这样才顺理成章地被逮捕。
    面对席卷一切的京剧现代戏大潮，彭真很担心这些年轻的演员们一时乱了方寸，丢掉了传统艺术的基本功。李玉芙、张学津等那时经常上彭真家里去。彭真经常对他们说：“你们现在演现代戏不习惯了吧，没有水袖，也没有靴子。”大伙说还行，因为毕竟年轻，框框不是那么牢。正因为老的技术没有老先生那么好，所以接受现代戏比较快。
    彭真说：“没有水袖，没有靴子，你们还得演成京剧，不是话剧加唱。”
    李玉芙说：彭真市长喜欢戏，也懂戏，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指导非常多，但他从来不板着面孔给你下指示，总是用很幽默，很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道理。他曾说：“你们跟老师学，得消化，不要吃苹果长苹果。”大家就乐：“吃苹果长出一苹果，多难看哪。”
他又说：“是呀，不能吃牛肉长一牛角，更难看了。吃了以后得消化，变成自己的，然后再发出来。”
    张洁清也是个京剧迷，年轻的时候好像还学过梅派戏，她也经常在塑造人物上给李玉芙指点。1966年实验剧团出国演出时，带了一出《打渔杀家》，李玉芙演萧桂英。张洁清对她说：“你要注意演出她的妩媚。”那时候李玉芙还不懂什么是妩媚。张洁清解释说：虽然她跟父亲相依为命，打渔为生，条件非常艰苦，但在父亲面前，还是要有女孩的样儿，比如跟她爸撒撒娇。在舞台上，不管男性女性，都要根据人物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情况，演出美的东西来。
    那时候，只要工作上抽得出时间，彭真就尽可能地来看实验剧团的演出。#$%)年，新排的《海棠峪》正处在不断的修改中。有一次，彭真和张洁清从印尼访问归来，刚下飞机，还没来得及回家，听说音乐堂正在演《海棠峪》，就立刻赶来观看。当时戏演到半截，因为怕影响大家，他们也没去观众席，就在上场门搬了把椅子，在那儿看了半出戏。
    李玉芙说：“彭市长对我们实验剧团的关心，那真是太多了。演《雏凤凌空》是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那时候我上人民剧场演出，那么累的戏，晚饭就一勺菜粥，所以我唱到一半就饿了，饿出胃病来了。那戏也长，3个钟头下来，我再从南城子走到北城子，那时候，车也没那么快捷，回来饿得就不行了。我因为是主演，还受到照顾，每月口粮定量32斤，比别人偏高。后来彭市长发话了：他们年轻，正长身体的时候，对他们照顾一下。然后，像我这样的主演每天给加一磅奶，还有点鸡蛋黄粉。那时候真是困难，为这些东西，彭市长不定怎么费事呢。
    “那时候，彭市长给我们实验剧团一个录音机，是伏洛希洛夫送给彭市长的，他马上就给我们了。是那种老式的，挺大挺笨的。”
    就这样，实验剧团直到1966年“文革”前，都在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关怀下顺利发展着。

    9年磨难，复出后的彭真一点儿都没变。晚年他最喜欢的就是听京剧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李玉芙当然不清楚上边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她每天要准时到中山公园的卫生馆上班。5月份的一天早晨，8点钟刚过，彭真突然来了。他好像没事似地说，就是来看看大家，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警卫员说，首长是从家里穿公园走过来的。那是“文革”前李玉芙最后一次见到彭真，此后他和张洁清被分隔关在秦城监狱，全家离散达9年之久。
    李玉芙再次见到彭真是1978年12月19日。前一天，彭真一家从陕西商洛回到北京。当时，李玉芙没有机会到机场迎接，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上前门饭店看望老市长。
    这么多年没见，李玉芙不知该和老人说些什么。她一路心里盘算着，说话要小心，彭市长受了这么大罪，不要提让他伤心的往事。没想到，见面后，彭真第一句话就是：“因为我，连累你们了，大家受委屈了。”
    李玉芙不禁百感交集，泪如雨下。是的，这些年，她确实受了很多苦。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实验剧团就被诬为彭真的“黑实验田”，李玉芙、张学津他们被诬为彭真的“黑尖子”，开始挨整。工宣队四处搞材料，整李玉芙跟彭真的“黑关系”。李玉芙很坦然，你逼我，我也没东西呀，彭市长说的话都对呀。后来南京军区来了一拨军代表，比较讲政策，给所谓的“黑关系”划了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