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从电视听到哀乐声都会令我感到沉重与悲痛。但，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又发生了。1997年4月27日北京电视新闻重以揪心的哀乐和彭真委员长的照片向全国人民宣告了我们极不愿意接受的消息，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我们敬爱的彭真委员长与世长辞了。我久久地凝望着委员长慈祥的面容，眼睛湿润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凝望您的慈祥面容，您正泰然俯视祖国展宏图，法制建设渐趋完善，党生日的当天零点香港即回归祖国，百年国耻雪洗，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久别的香港上空。

    望着您慈祥的面容，13年前往事涌心头。那是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人大代表，怀揣着教育和落实侨胞政策等问题出席了大会。当时有当好代表的决心，但尚不知如何去当好。记得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我们北京团对教育问题提了许多意见。过后某日，委员长来到北京全团会上，他也是北京团的代表。会上他讲到，他虽没出席小组会，但每期的简报都看了。他认为北京团的代表议事能力还是很高的。他说你们提的教育问题很好，如：张友渔、裘维藩是老代表，还有两位是新代表，一位是叶佩英，一位是宋世雄，他们的发言也很好。当时我和宋世雄都站起来向委员长问好。委员长接着提出较符合国情的修改办法，可见他对教育问题是十分关心的。北京团共有60多位代表，都想将重要的意见讲给委员长听，又想多留些时间给委员长作指示。所以，代表们发言都十分简明。我当时带去开会的难题中，还有两个尚未遇到恰当的机会谈出。一个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舍在“文革”中被某单位借用后无校舍复课的问题；一个是50年代从马来亚归国的侨生申请出国探望病危的父亲得不到批准。这些难题虽具体，但它又是事关教育与落实归侨政策的大事与急事。又由于委员长对新代表的意见给予十分的重视，这样，我就趁四位老代表发言后的空隙时间举手就以上两个问题发了言。委员长听后当场就指定人员去落实。同年9月基建面积19000平方米和投资的答复就下来了，那位侨生也获准出国探亲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从人大转到政协，在代表人民反映意见上或在参政议政上，我有很好的起步并努力去做了。我认为，这与委员长的关怀与鼓励是分不开的。

    敬爱的彭真委员长，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所开创的法制建设，定会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不断完善，我国定会成为高度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