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北平地下党曾分为南系和北系两部分北系地下党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南系由昆明西南联大为主复员到北平的南方地下党员组成，由南方局领导。我是南系地下党学委委员。1948年11月下旬，南北系地下党合并，我担任合并后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兼大学委员会书记。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北平，我为华北学联起草和修改了一系列向全市人民公开散发的宣传文件，其中有一篇华北学联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彭真那时已到北平西郊青龙桥，看到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好，写得很有感情，就问是谁写的，有人告诉他是王汉斌写的。北平解放后，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刘仁亲自把我带到市委办公厅，对彭真说：把人带来了。让我担任市委办公厅和彭真的政治秘书，并要我第二天就上班。一年后，彭真让我到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但彭真一直说我还是他的秘书。从此，除“文革”中断外，我在彭真领导下工作了几十年，彭真常常谈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至今历历在目，使我深受教益。

    彭真认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思想家是解决认识世界问题，政治家则在于改造世界，或者说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彭真喜欢引用毛主席在延安讲的延安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他说，领导要抓住问题，解决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他尖锐批评那种“拉洋片”、“推排球”、“打太极拳”，遇事推诿，不解决问题，只做官不办事的官僚主义作风，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当氢气球，随风飘，凭空气办事，看风使舵，不研究实际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批评的那种东风东倒，西风西倒的墙头草。

    彭真常讲，研究问题要客观，不要主观，更不要唯意志论；要看历史的全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三条，我们的认识就能够比较符合实际，比较能够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彭真认为，辩证法三大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现在看法有分歧，但是从思维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我看是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我们研究问题，要从正面认识，也要从反面看，使认识深入一步，还要再从反面的反面研究，达到新的认识，这样经过否定之否定，我们就能够达到比较深入正确的认识。

    彭真常说，决定问题，要八面树敌，不但要看到好的、有利的方面，还要有意识地从反面考虑，看到不利的方面，自己否定自己，并且从不同角度考虑，充分研究各种不同意见是否有道理，有哪些好的，有益的东西，这样做出的决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避免或少犯错误。彭真说，开会讨论问题，不同意见讲得越多越充分越好，问题看得越清楚，就越好解决问题，真理越辩越明嘛!从这点说，开会就是为了听取不同意见，提出问题就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我们起草研究法律草案，都要征求各地方、各方面、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征求意见，赞同的意见固然要听，但更重要的是要听不同的意见，相同的意见没有什么需要研究的，重要的是把不同意见研究清楚，尽量吸取好的、有益的内容，不能采纳的意见，也要研究清楚，我们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比较完善，周到，少出纰漏。

    彭真的工作精神非常感人，他对工作要求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夜以继日。1979年起草修改刑法等七部法律草案时，我们每天都要改到深夜12时多，然后由我把修改稿送到他家。他看到修改稿后就动手连夜修改，改得很仔细，第二天清早就改出来退给我们。刑法有好几条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条文就是他修改时加上的。他常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刑法搞不出来。

    彭真非常重视起草文件，他总是亲自抓，而且抓得很紧，很具体。他总强调，起草文件一定要领导亲自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如果凡事都要秘书代劳，领导不亲自动手，还要领导干什么，那就让秘书来当领导好了。彭真讲话、作报告，都是自己写提纲，从来不要我们帮助起草。所以彭真作报告，我们都很轻松，只在讲话后给整理记录。1958年彭真要给《前线》写发刊词题目是《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先让李琪、张文松、张彭和我起草，先后写了三稿，都是他讲了要写的内容，我们尽量按照他口授的意见起草，他看了仍不满意。最后的稿子是他自己动手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一气呵成，没有我们起草的语言。“文化大革命”批斗时，要我交代我出了多少“黑”主意，我说没有一个字是我们写的。当时我心里想，我们哪里写得出那样高水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