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北京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中心地位需要，展示新中国10周年形象，根据中央部署，北京市兴建迎接国庆10周年10大建筑并扩建天安门广场，用彭真的话说，“国庆十大工程，主要是生产精神的工厂，用它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鼓舞和动员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23在这批工程中，彭真协助周恩来指挥了最为重要的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和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提出一系列好的意见。他指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是天安门最重要的建筑，要和天安门及周边古建协调，要继承、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为我所用。要体现“以人民为主”、“物为人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反对建筑上的“大拜物教”。他具体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实际测勘、施工，经过改建，天安门广场“规模宏伟，布局简洁，庄严朴素”，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广场要反映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庄严宏伟、气魄要大的要求。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彭真启发工程技术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中，要把大房子当小房子盖。他还考察外地一些公用建筑，并提出: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要有创新，要反映强烈的时代气息；建筑色彩要庄重又有朝气，活泼而不轻桃，要反映中华民族朝气蓬勃、踏踏实实的作风;在施工中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把握好基础、结构、材料三关，使大会堂的坚固程度不亚于故宫，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等建议24。由于强有力地领导和勘察、设计、施工、安装等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被认为，“它的精美程度，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1959年完竣的10个大型公共建筑集中体现首都的性质，反映了我国解放后的建筑成就，标志着我国建筑水平和创作艺术进人一个新时代，也是1958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首都建设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这个阶段的后期，也即1961年至1966年，城市建设开始进入低潮，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首都建设进人最低潮，首都城市总体规划也中断执行。

    ①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编写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政策和社会资本建设》一书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编制可操作性规划一般始于20世纪80年代，北京显然早于这个时期。
    ②《大公报》，1949年5月23日。
    ③《市委关于各阶层人民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的反应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12月24日。
    ④《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890、779、520一521页。
    ⑥详见傅颐:《彭真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访马句》，《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
    ⑦⑧⑨14、15、21、23《站在革命和建设的前线—彭真同志关于北京工作的言论选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2、167一168、175、171、205、247页。
    ⑩《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11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首都城市建设方针、建设规划和建设成就》第5页，2001年3月。
    1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610页。
    13《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1月。
    16《市委关于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向中央的报告》，1954年10月。
    17《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4年10月。
    18、23《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312页。
    19《市委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初步方案向中央的报告及附件》，1957年春编，1958年修定。
    20郑天翔:《回忆北京十七年》，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24参看沈勃:《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文史资料选编》第27辑。王争鸣主编:《奇迹是怎样创造的—人民大会堂建设史话》，中国书店2001年版。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