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4日下午，瞻仰完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后，我们这支高龄红色“小分队”，在原百岁老红军王定国身边工作人员王勇同志的夫人——我们的“总指挥”大嫂的带领下，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按照预定计划，又来到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继续学习调研。通过“总指挥”王家大嫂的精心接洽，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派出一位经验丰富、才貌双全的资深王牌讲解员冯雪为我们做讲解。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冯雪，是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是一名中共党员，今天的参观就由我为大家讲解，服务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在总服务台意见反馈簿上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1938年夏天，陈毅，粟裕，张鼎丞同志率领新四军东进江南敌后抗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敌后最早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著作中将其列为全国六大山地根据地之一。它长期屹立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充分发挥了尖刀作用、基地作用和枢纽作用。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阻拦军民战斗5000余次，7000子弟兵英勇献身，毙、伤、俘日伪军4万多人，为中国抗战乃至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缅怀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教育后人经江苏省委批准，于1985年9月建成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经过4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新四军纪念馆占地16.3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万多平方米。分为陈列展览区，国防教育区和纪念瞻仰区。展览区包括“新四军苏南抗日斗争史基本展”、“茅山新四军将帅馆”、“新四军苏南抗战英烈事迹陈列”和“新四军廉政建设史实展”，共展出各种珍贵文物史料、历史图片等5000余件；馆藏文物及照片、史料达1600件（套）。

    1937年8月11日始，中国军队在上海，江苏组织的大规模的淞沪抗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先后投入兵力达70万。日军投入兵力达22万。11月9日，中国军队在毙、伤日军4万余人后从上海全线撤退。11月11日上海沦陷。日本占领上海后，立即兵分三路，一路沿京沪铁路，一路沿水路长江，一路沿太湖南岸西进。中国军队在道路拥塞，日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秩序大乱，失去掌握，原本有序的撤退变成了大溃退。11月中旬，常熟、苏州失陷；下旬无锡、常州失陷；12月1日，江阴炮台在激战数日后失守；12月8日，镇江失陷，12月13日，南京失陷。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国共两党放下政见和分歧，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完成长征战略转移的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至此，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形成了，在国民党的军队正面抵抗失败撤退后，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敌游击斗争开始了新篇章。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新四军分会成立，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6月1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下辖4个支队，一共有10329人。1938年10月移至皖南云岭。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辉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2月至4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集中后，中共中央向新四军发出一系列深入敌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2月15日，毛主席复电项英、陈毅同意新四军的行动方向，并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1938年夏,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指引下，陈毅、张鼎成和粟裕等革命家,率领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开始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初到苏南时，沦陷区的一部分群众认为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都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一溃千里，而衣着、装备都很差的新四军怎么能抵抗得了日本侵略者？一时表现出对新四军的不信任，不敢接近。广大指战员不抱怨，不计较，严格执行红军时期的群众纪律，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没有宿营地就露宿村野，即使下雨也只是坚持在老百姓的屋檐下过夜，对群众都秋毫无犯，还帮助农民劳动，修盖被日军烧毁的房子。同时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公布减租减息办法，让老百姓体会到新四军是为他们办实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民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融洽，得到了广大群众拥护，逐步在各地建立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广大群众还积极的为新四军筹军粮、做军鞋、慰劳子弟兵、救护伤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破坏公路、配合部队作战有力的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1938年4月24日，毛主席、党中央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至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侦查”。新四军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和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任司令员，于4月28号从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6月15日，粟裕率领先遣支队和第一支队第二团两个连经过连续三个雨夜的急行军，在南京与镇江间的下蜀车站附近，完成了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下达的破坏京沪铁路线任务。6月17日，为进一步扩大战果，主动寻机，在镇江与句容交界的韦岗设伏，打响了苏南敌后的第一个胜仗——韦岗战斗，击毙日军10余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敌军大衣、银元、钢盔等战利品。此战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极大地提高了新四军的威信。

    先遣支队出发不久，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向苏南敌后挺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率领下，于1938年5月从岩寺出发。6月3日抵达宣城狸头桥，当夜过固城湖到达高淳。6月12日，陈毅率部由溧水县新桥挺进至溧阳县的竹箦桥。13日进入京杭公路以东的茅山地区。15日，陈毅率部抵达丹徒宝堰，司令部设于前隍村。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苏南后，第二支队也于6月中旬从皖南出发东进。

    抵达江南后的新四军，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传统，露宿于村头巷尾，逐渐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老百姓称呼他们为“岳家军”、“王者之师”。新四军同时还积极展开战斗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新丰车站、句容城、丹阳珥陵等地发起战斗，打击侵略者。1938年7月1日，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营长段焕竞、副营长彭寿生等率领全营，从丹阳延陵出发。23时许，迫近新丰车站突然发起袭击，经过15分钟的白刃格斗及火攻，消灭日军40余人。此次战斗震撼了京沪路全线，提高了苏南军民的抗日热情。通过一系列战斗，新四军不但战胜了敌人，而且解放了部分农村安定的人心，逐步建立起许多小块儿有机基地，对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进入苏南初期，各种中间势力处于观望状态。陈毅率领新四军积极宣传我党的民族抗战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创造性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团结教育，争取工作，使民众积极投身到抗战中来，发展壮大了新四军的主力队伍。逐步团结争取了以江南最大的抗日游击武装——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司令管文蔚、原国民原国民党句容县第三区区长樊玉林、溧阳爱国士绅陈湘甫、丹阳坊仙桥商界名绅汤铭新、句容南乡的大地主王城龙和王城凤兄弟、拥有13000多亩土地的“茅麓公司”经理李振刚等爱国名流人士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战大潮。

    1938年7月7日，陈毅在宝堰主持了镇、句、金、丹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组织、动员、发动群众成立了樊玉林任主任，王丰庆任副主任的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同年10月，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邓子恢在句容县春城帮助句容民运工作队成立了句容区第一个农抗会。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建成了以观音堂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基地，迅速打开了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

    1939年2月23日正月初五，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来到第三战区视察工作，他实际的主要目的是到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决定撤销王明主持的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原来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武汉失守后的全国抗战形势做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作出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决议案，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方针政策做了及时指示。周恩来这次来皖南使新四军军部统一了思想，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周恩来于3月14日离开军部。

    在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并不断取得战斗胜利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在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地区实施了分割封锁和分区扫荡的策略。新四军则采取避实击虚的方针，相应减少在京沪铁路沿线的攻势，逐渐将战线转移到溧武公路两侧地区和芜湖附近一带，选择敌人薄弱环节或孤立的据点予以打击，牵制、消耗敌人。1939年1月21日，粟裕率领第二支队第三团长途奔袭芜湖日军飞机场外围官陡门伪军据点，经过20分钟战斗，全歼守敌300余名，俘虏57名，创造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战例。

    2月8日，第一支队第二团在句容天王寺附近以夜袭火攻、围点打援的战术，激战4小时拔除了京杭国道上的日军东湾据点，并在伏击中数次重创增援之敌，共击毙日军79名、伤32名。2月17日，第二团在地方武装和游击小组的配合下，从句容白兔本奔袭丹阳延陵日军据点，歼敌20余名，缴获小钢炮两门，打下延陵迎春节。3月7日，第二团在丹徒上下会地区宿营时，遭敌包围发生上下会战斗。突围中毙敌56名，伤敌43名。新四军第二团也付出较大伤亡，团政治部主任肖国生等58名指战员英勇牺牲，82人受伤。3月26日，第三团一营营部和1、2两个连，在江宁云台山遭日军400余人五路合击。新四军浴血奋战两个小时，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击毙日军50余人，终于突出重围。一营营长邱立生，副营长曹吕春等65人牺牲。

    在新四军不断的沉重打击下，敌人被迫改变计划，放弃小据点，加强大据点，将一切守备兵力完全集结到公路、铁路线上，并且增加兵力，计划做更大规模的扫荡。为了牵制敌人和继续积极主动选择时机打击敌人，王必成率领第二团第3营及特务连，围点打援的战术，于1939年10月8日，在镇澄公路上发起陈巷桥战斗，并伏击从常州来的增援之敌，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焚毁敌军车7辆，毙伤敌大队长以下官兵180余名。11月8日，新六团和第二团在丹阳独立支队及孔庆哲、樊玉林、巫恒通等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行了九里战斗，经过30小时激战，消灭日军168名，俘敌3名。

    1938年底，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第一支队政治部派惠浴宇等到“挺纵”工作，并随“挺纵”渡江北上，在江都、泰州、泰兴、泰县一带重建党的组织。1939年5月，建立了以惠浴宇为书记的中共苏北工委。1938年底，梅嘉生率“挺纵”第4支队北渡进入嘶马、大桥地区。1938年10月6日，管文蔚率领挺进纵队一部占领长江中第二大岛扬中县的老郎街和8字桥，委派夏雨农委县长。1939年春，陈毅率新四军一部赴丹北视察挺进纵队工作，受到丹北各界人士欢迎。

    “江抗”东进及一系列胜利的战斗，不仅使京沪铁路沿线的敌人惊惶不安，也使国民党顽固派嫉恨和恐惧，他们不断向“江抗”调衅，破坏抗战。1939年10月初，“江抗”与管文蔚领导的“挺纵”会师合编成“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政委、张藩任参谋长、陈时夫任政治部主任、姬鹏飞任政治部副主任、张振东任第三团参谋长。

    “江抗”  西撤后，数十名伤病员在常熟县委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在阳澄湖畔流动治疗。他们在夏光，杨浩庐的领导下，组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员，杨浩庐任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现代京剧《沙家浜》就是取材于这段历史，剧中的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就是夏光同志。1939年11月，合编后的挺进纵队，坚决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叶飞率部渡江北上，投入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陶勇率新四军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渡过长江，到达仪征、六合、天长一带活动，后与挺进纵队第三团合编委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梅嘉生任副司令员、卢胜任政委。1940年1月2日，挺进纵队除留一个加强连在扬中坚持外，全部渡江到江北吴家桥、大桥、嘶马一带。此时，新四军已有4000多人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足跨长江两岸。

    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加强党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1939年12月，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金坛县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成立中共苏皖区委员会。吴仲超，谭启龙先后任委员会书记，欧阳惠林任秘书长。选举周婉如为党的“七大”代表。中共苏皖区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一年来，在各地建立的分散的游击基地，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军事上统一指挥，党的领导体制也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为迎接新的斗争风暴，完成向北发展的光荣使命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1940年4月下旬，谭震林奉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到东路组建军政委员会，统一东路军党和军队的领导。谭震林到了常熟后会见了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并将“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仍然简称“新江抗”，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1940年6月中旬，“江抗”第一支队和无锡独立支队在任巷、港下打退马乐鸣，赵北顽部的进攻，奠定了打开澄锡虞地区抗战局面的基础，东路抗日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11月，“江抗”东路指挥部所属部队已由4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经历了大小战斗50多次。控制了苏常太、澄锡虞、青昆嘉地区大小市镇94个，人口约200万。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将摩擦点从华北转向华中，致使大江南北反共风云趋紧。1940年6月19日，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心一两个团的兵力侵入茅山地区，江南指挥部被迫在句容西塔山附近进行了苏南第一次反顽战斗。1940年6月中旬，蒋介石策划顾祝同、冷心、韩德勤、李品仙从南西北三路向新四军大举进攻。江南指挥部现有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在大江南北对付国民党的进攻，陈毅断然决定将新四军主力渡江北撤。7月5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第六团、“江抗”第二团由茅山地区渡江北上。8日，抵达泰州西南沿江地区。陈毅为了联合李明阳、李长江共同抗日，派周克靖到泰州与李明阳谈判并多次与他们接触，开展统战工作。

    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后，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等部队会合后，成立了苏北指挥部，仍然由陈毅，粟裕分别任正、副指挥。因此军主力北渡后，留在江南的部队组建了邓振询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为了确保大江南北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支持苏北抗战，成立了以陈光为书记的中共路北特委。

    1940年5月17日，新四军在江都吴家桥附近粉碎了日伪各500余人的扫荡后，暂时北撤到郭村休整，受到郭村人民的热烈欢迎。李明阳，李长江认为新四军驻扎在郭村，占了他们的地盘，要新四军撤出郭村。但二李受顽固派教唆决定武力解决新四军。1940年6月28日拂晓，“二李”13个团的部队包围了郭村，新四军被迫自卫战斗了8天，共歼灭三个整团，俘虏700余人。战后为了争取李明扬、李长江抗战，俘虏全部释放并归还了部分枪械。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不顾团结抗日大局，蓄意反攻。挑起摩擦，对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再次发动进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副指挥粟裕工地争取了李明阳部和陈泰运部保持中立，同时采取集中兵力，诱敌的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在黄桥地区进行自卫还击。10月1日、2日，国民党军受阻于暴雨，3日，雨过天晴，立即分几路扑向黄桥。4日下午三时许，敌独立第六旅3000余人进抵黄桥附近，担任伏击任务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分四路猛插，将敌独立第六旅分成数段，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全歼该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国民党军为扭转被动局面，猛攻黄桥，一部突入东门，守卫黄桥的新四军第三纵队顽强反击。第二纵队从八字桥插至分界，第一纵队挥师南下完成了对敌89军的合围。经过一夜激战，至6日清晨将该军全歼，中将军长李守维逃跑时失足落水溺毙。是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1万人，俘虏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余名，士兵3200余名。缴获步马枪3103支，驳壳枪229支，重机枪24挺，轻机枪135挺，山炮两门，迫击炮六门，子弹，手榴弹、电台等军用物资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此次战役，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940年秋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武装摩擦升级，日伪则加紧扫荡，形成了严重的日、伪、顽对新四军夹击的态势。9月，国民党顽军第63师开进茅山地区，国民党镇江行政专员钟中山率武装先后在金坛西旸、句容东南乡的山区搜捕新四军和地方干部，杀害了新四军民运干部车一轮和爱国教师崔仲夷。9月27日，钟中山又在句容二区捕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民运干部柳流等人。国民党顽固派对柳流设宴利诱，柳流始终不为所动，正襟危坐，旁若无人。次日晚上，国民党顽固派将受尽折磨的柳流和通讯员潘忠诚、农抗会员朱世松押至冷水涧。敌人首先枪杀了潘忠诚，接着又活埋了朱世松，妄想以恐吓手段迫使柳屈从。柳流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回答：“你们想要我背叛革命，那是妄想。我要是怕死，就不会到茅山来抗日了”。无计可施的国民党顽固派，于4月29日凌晨，将柳流残忍的杀害了，时年22岁。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集中兵力围剿皖南新四军，不惜取消苏南敌后游击计划撤退防务。日军自1940年2月开始，加强南京至常州铁路沿线两侧的兵力部署，封锁水陆交通，开始对丹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11月10日，敌人从扬中、丹阳集中200余兵力及部分伪军，突然袭击中共（京沪）路北特委和江南留守处等机关驻地——界碑、母子圩、大成桥等地。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奋起还击，日军伤亡40余人。苏皖区党委书记邓振询由丹北地区南下，经太滆地区前往茅山转移途中，发生吊桥战斗，独立一团团长王庆丰和独立二团副团长李复在战斗中牺牲。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北移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部队7个师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约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留，项英、周子昆遇害，袁国平战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十分悲痛，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难者致哀”的题词，将国民党封锁多日的”皖南事变”真相披露了出来，引起了中外人士的震惊和抗议。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苏皖区党委和第二支队司令部挑选干部，开辟京沪铁路沿线据点的工作，在大中城市和县城里建立秘密党组织和秘密交通站，接应皖南突围人员和保证同江北的交通线畅通无阻。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大批反攻部队进入苏南，企图一举歼灭新四军和地方武装。日、伪、顽的疯狂夹击，使茅山敌后地区形势迅速恶化，新四军主力武装和地方部队大量减员，仅在2月初就减少了1600余人。地方干部大量损失，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程一惠、中共句北县委书记余晋功、丹南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任迈、宣传部长袁先锋、路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赵云等相继遇害。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任命了新四军七个师的领导人。

    1941年3月上旬，苏南新四军主力奉中央军委命令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参谋长罗忠毅，并由谭震林、罗忠毅、江渭清组成第六师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遵照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师部的命令，战斗在东部地区的新四军第三支队所属部队，整编为第六师第16旅，罗忠毅任旅长。在日本扫荡时望风而逃的国民党千军万马竟不惜全力进攻浴血抗战的新四军，使刚刚组建的新四军第六师处于敌、顽夹击的危难局面。第六师坚决执行一面作战，一面建军的原则，积极投入抗日反顽斗争，同时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以适应自身的斗争环境和斗争任务，把部队建设成为一支党的模范游击兵团。

    1941年至1943年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整个世界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日本侵略者为了抽兵南进并加紧掠夺战争资源，扶植、利用汪伪政权，在华中进行了残酷的殖民化清乡运动，妄图彻底肃清占领区的抗日势力。抗日游击战争在京沪铁路两侧的蓬勃发展，使得日本无法恣意掠夺这里丰富的财力、物力，使得汪伪政权成为“威令不出南京城”的傀儡，再加上新四军第六师、江南区党委等领导机关设在东部地区，就成了日伪首先对苏南特别是东部地区清乡的原因。新四军第六师18旅和东路党组织在反清乡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存了主力及党政干部的大多数，粉碎了日伪彻底消灭东路抗日力量的企图，并为全华中地区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谭震林、陈毅都为江南的反清乡斗争写了总结文章。

    1941年11月28日凌晨，日军步兵，骑兵，炮兵联合兵种共3000多人，分三路合击新四军第16旅旅部和苏南党政机关驻地溧阳塘马村周围的村庄。敌人乘着大雾偷袭新四军的岗哨，向16旅旅部进袭。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亲自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掩护旅部及党政机关1000多人转移后，陷入敌军重围之中。第48团一营和旅部特务连与敌人浴血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坚守山头阵地。第48团“小鬼班”——十一位十六七岁组成的战斗集体，死死地扼守着戴家桥掩护机关人员和群众转移。塘马战斗重创了敌人，粉碎了日军企图一举消灭苏南党政领导机关和第16旅主力的阴谋，第16旅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罗忠毅，廖海涛及指战员270人英勇牺牲。塘马战斗后，第16旅旅部及地方党政机关转移到溧水的白马桥地区与46团会合，新四军军部命令第46团团长黄玉庭、政委钟国楚分别代理第16旅旅长和政委。不久，谭震林从江北到溧水整顿部队，谭震林兼16旅旅长、钟国楚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开荆任参谋长。

    1942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发布命令，为统一江南江北指挥，决定新四军第十一师、第六师领导机关对内实行合并归粟裕统一指挥，对外继续使用原来的番号不变，任命谭震林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这一重大决策使苏南，苏中两个战略区的联系和配合更加紧密。1942年12月30日，王必成旅长率领第十一师第二旅第四团、旅教导大队以及兴化，盐城独立团各一部，从东台出发，渡长江、过铁路穿越一道道封锁线，于1943年1月2日到达溧水里佳山地区，与第16旅会师，进行合编，王必成任第16旅旅长、江渭清任政委。

    1943年3月，民党顽固派竟然撤出在浙西和皖南正面战场的一部分兵力，对溧水、溧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新四军16旅一再退让，呼吁团结抗日，均告无效。于4月1日实施自为反击，控制了溧阳上兴福、上沛埠、七里山一线，同时继续与国民党顽军交涉，希望停止摩擦。4月12日凌晨，国民党顽军以优势兵力从东西两线同时进犯新四军第16旅，经过三昼夜的反击战斗，新四军16旅各部进行了上兴福、七里山、枫香岭、榆树岭、观山、铜山、曹山、回峰山、北经巷、芝山、和尚山等战斗，有力打击了来犯的国民党顽军。13日夜，48团、46团以猛烈攻势突破国民党顽军在北面的封锁线，掩护苏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顺利向北转移。14日，特务团、47团也从西线突围成功。为了戳穿国民党顽军散布的“新四军已被赶出江南”的谎言，鼓舞群众斗争的情绪，新四军16旅派46团、48团返回溧武公路南侧活动，取得了一系列的反顽作战胜利。1943年夏秋之间，是苏南敌后斗争继“皖南事变”之后的又一艰苦时期，在敌、顽严重夹击下各方面损失巨大，牺牲了区以上干部29人，其中县团级9人，特别是苏皖区党委副书记兼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宋振询的牺牲是苏南党和军队的又一重大损失。

    从1943年10月起，苏南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了由局部反攻发展到全面反攻的历史阶段。新四军先后发动了溧高，长兴，周城等战役和战斗，解放了宣长公路以北，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权仓皇撤离形成的广大新沦陷区域；接着新四军第一师执行党中央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从苏中渡江南下，汇合第16旅，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天目山三次对顽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开辟了浙西新区。1945年8月，苏南抗日军民广泛出击，收复大片土地，苏南和苏、浙、皖边区各根据地连成一片，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前赴后继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直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据不完全统计，苏南军民在敌后抗击和牵制了日伪军10万多兵力。其中日军3万，占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内日军常驻兵力的半数以上；伪军7万，占汪伪军总数的半数以上。苏南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在5000多次对敌作战中，共毙、伤、俘日伪军4万多人。苏南人民的5万子弟参加了新四军，7000多人为国捐躯，其中县团以上干部牺牲百余人。苏南军民的斗争从根本上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苏南变成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基地的计划，从而为夺取华中乃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赢得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创建和发展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广大抗日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历史功绩，永远彪炳史册。新时代的后来人应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铁军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