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历来非常重视报纸工作，部队挺进到哪里，就马不停蹄地抓紧创办报纸。“武装头脑，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坚持敌后斗争，报纸是飘扬在抗日根据地上空的一面旗帜。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大多是被敌人分割、封锁的偏僻农村，经济文化落后，交通很不方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报纸就是传递信息的最先进工具。
    军部创办《抗敌报》
    皖南军部《抗敌报》(1938年5月——1941年1月)发起人是邓子恢。1938年4月初新四军第2支队张鼎丞、邓子恢抵达安徽歙县岩寺，与先期到达的新四军第1支队陈毅部汇合，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邓子恢就提出了创办报纸，作为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和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一个阵地。这样，军部在太平县休整时，便开始办报，并起名《抗敌报》。那时，军政治部尚未正式成立，邓子恢口头上命令由马宁暂代宣传科长，专职办报。并派许彧青和林克多、陈宜作为助手，刻腊纸印刷，暂出8开1张，3日1期。同年5月1日，《抗敌报》正式创刊。不久，许彧青等奉命调走，主要就由马宁同志一人包干（编辑、校对、刻腊、印刷）。后来在屯溪弄到几台石印机，就出石印报但不定期。后来，直到军部进驻泾县云岭，由于来稿渐多，军中命令也常通过报纸传送到连队，便改为4开，仍是油印。          
    至1938年11月，由上海煤业救护队为军部从上海迁来一个小印刷厂，有了自己的排字房和印刷机器，便改用铅印了。这个时候军政治部宣传部正式成立设在离军部司令部约一华里汤村的“汤氏支祠”内，并由宣传部长朱镜我主管这个报纸，宣传部增加了许多人，如赖少其、吕蒙、汪大模、吴强、刘正兴、蒋莱、刘思明等都在宣传部工作，1939年2月间周恩来来云岭视察工作时，应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的要求为《抗敌报》题写了报头。《抗敌报》于1939年下半年就正式改为8开3日刊。冯定、汪海粟先后任主编。
    《抗敌报》以战士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宣传国内外形势、坚持团结抗战，报道新四军、八路军抗战业绩，揭露投降分裂阴谋为宗旨，文字通俗易简短，编排新颖活泼，先后开辟了文艺、战士园地、抗敌剧场、新文字、青年队等五种副刊。每期的发行量约有千份。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时，《抗敌报》出版告别号，发表了题为《临别赠言》的社论，社论中慷慨地说“……亲爱的皖南父老兄弟姐妹们，新中国的灿烂前途照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但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当我们粉碎亲日派投降派阴谋，肃清亲日派投降势力，当我们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之时，我们一定能够重温今日依恋的情景，而欢欣鼓舞于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发表的还有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宣布终刊。
    军部为总结过去一年中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给本军干部和一切热心于抗战的人士，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和运用的资料，由军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抗敌》杂志于1939年二月在皖南云岭创刊，铅印，32开本。半月刊，实际上不定期出版，发行的对象是新四军营以上干部，编辑委员会由朱镜我、李一氓、林植夫、夏征农、黄源、冯达飞、薛暮桥组成。该刊的宗旨是总结交流建军、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军队干部和热心于抗战的人士提供有关资料。该刊设有社论、专论、特辑、文艺、战斗报告、调查报告和“新四军一日”等栏目。经常转载或发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陈毅、袁国平、邓子恢等重要文章，尤其是关于新四军军政建设和作战经验的文章占有相当比例。1940年12月停刊。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2卷19期
    一报一刊威力大
    军部的一报一刊无论在新四军当中，或在上海、安徽、江西、江苏等新四军力量所及的群众当中，都起了有力的宣传作用。对华北八路军的抗日战绩亦做了大量的报道，因为华北八路军部队的战斗和华中新四军的江南战斗己经密切联系起来。当这个报纸历经艰辛万难（把报纸剪成许多纸条夹在别的东西里面带进去），传送到上海。使已成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正活跃在自己的周围，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此，上海民众了解了新四军，支援新四军的活动积极开展起来了，据统计，在1938年到1941年期间共输送学生、职员、工人等约五、六千人参加新四军，并向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军用物资。同时，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和巩固。
    《抗敌报》登载了埃德加•斯诺先生的《新四军印象记》是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它报导了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战绩：“新四军成立一个月后，它的部队就在成千上万的地方民众和伤兵员的欢送下，从岩寺挨次出发了。”“二个月后，捷报就象雪片一们飞到它的军部里去。”“新四军的武器，在胜利中换取了敌人的优良武器来了。”“新四军成立三个月内，己经和敌人作战过一百多次，……”。“江南的中国人民现在也渐渐地信任起新四军来了。原因是新四军常常和土匪及不抗日的游击队（变相的土匪）战斗，解决了人民的痛苦，新四军是不从他们的同胞身上派款和拉夫的，同时他们还尽力扶助抗日游击队的发展。”“新四军战斗的胜利，这使一般向来怀疑新四军不能作战的人，渐渐信服起来，因为新四军是在服从政治的战略上克服了所有的困难，所以它的战术也就一天天的坚强起来了。”
    《抗敌报》还登载了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写的《新四军优秀的伤兵医院》和《史沫特莱在皖南》，报道史沫特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的活动情况。这些文章和报道，通过外国作家和记者的笔和口，生动而形象地介绍了我党领导的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对坚持抗战的各界民众确实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推动了抗战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陈毅同志对新四军转战江南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的精辟分析；邓子恢同志在元旦大会上报告等通过报刊传达到广大指战员和民众手中；使广大读者从新四军领导报告中，讲话和总结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景，树立了必胜的信念。
    “民众肩上担着箩子，肩着锄头、铁铲合拢起来。群众说：‘今夜新四军叫我们去破坏铁路，叫日寇的火车不能开来开去’。战斗开始了，‘进攻敌人的宿营地，找来两箱煤油燃烧起来，敌人赤着胳膊从里面逃出来，有的背着枪外面逃，一个个在子弹下丧了命”。这样的报道，读了大快人心；《活跃在江南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报道了青年学生在革命军队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的生动事迹，大大地激发青年人的爱国热忱，为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抗敌报》是这样记叙民众的伟大和力量——自三里店以后的战局，我们的战争，便不单纯是军队的战争了……我们的农民自卫队就在其中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或则在敌前配合正规军抵抗，或则绕敌后堵截歼击，或则担任放哨侦察的任务……最有趣的是各自卫队……竟向附近正规军借用军服，表示对战争的决心与英勇！
    1939年5月11日《抗敌报》描写：白发苍苍的老农夫，倚在破落的草房门口，笑得满脸皱纹，眼睛咪成一线、嘴巴蠕动着：“真的，太难得了！量我活了这么老，也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
    太阳己西斜，田里还是那样热闹。田野上，你可以看到：三个、五个穿粗布蓝衣的老百姓，灰军装的新四军战士，他们流着汗，喘着气。一身染了泥浆，脸上，手上。然而，他们却好像一家人，大家和气地紧张地工作着。
    这是政治部的号令：“星期六，帮助驻地农民春耕”。
    “太阳快下山了，他们还是那样高兴。在他们看来，简直不知什么叫疲劳，什么叫做困难，他们用一身热血，用钢铁的体格，为了增加战时生产，为了军民的合作，为了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神圣事业，人们工作着奋斗着”。
    这支异样的军队象一支热流，它流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空气就立刻紧张起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敌人象老鼠怕猫一样惧怕这支异样的军队，皖南、江南的几百万民众需要这支异样的军队。当时在新四军活动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抗敌报》出了苏北版
    1939年下半年，刘少奇决定办一张中原局的机关报。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就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名义出版，报名叫作《抗敌报》（江北版）。少奇同志对报纸的任务还作了这样的指示：当前中原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向广大群众揭露日寇的诱降阴谋，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汉奸汪精卫、亲日派，反共顽固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而奋斗。《抗敌报》（江北版）要围绕这个主要任务，把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方针、政策，向根据地广大群众进行宣传。
    该报于1939年11月20日正式出版，是油印4开小报，国际、国内新闻消息主要依靠抄收新华社、中央社（有时加以改写）播发的新闻，报纸主要篇幅刊登党中央、中原局以及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及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日战争中来，扩大抗日武装部队，发展与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工资，改善人民生活……这些都经常在《抗敌报》（江北版）有所反映。无论是部队或是地方工作的同志，都希望看到《抗敌报》（江北版），在实际工作中它就好比一个指路灯。
    在皖东津浦路西地区，《抗敌报》（江北版）集中宣传新四军游击队武装力量日渐壮大，敌伪在津浦南段铁路交通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及时报道战斗情况，这些都有力地激发了了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
    报社由王阑西任主任兼编辑，林檎、甘柏、吕莹任编辑兼记者，刘一村、方言负责印刷出版，陶一波负责图书资料，后刘少奇同志又把中原局电台台长及报务人员20余人派到报社，报社当时设在定远县山黄家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和中原局、江北指挥部靠得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