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八十年代以来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思潮有一个极端严重的负面影响,就是几乎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就遭到了不切实际的污蔑、质疑。
例如,毛主席讲:“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文集》:《论十大关系》)这本来是中苏双方都承认的。
但是在21世纪,一部分历史虚无主义者几乎无案不翻,甚至连苏联的这个案都要翻。那我就要好好拿出中苏两方的材料教训教训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分子!
一、中共方面关于“俄共致延安电报”的相关资料
早在中共七大,毛主席就向他的战友们说明了蒋介石的野心,并做好了全面内战的最困难准备。毛主席说:“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意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毛泽东文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毛主席对蒋介石的定义,就是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
之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25日,“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在这以前,接到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5年,五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要知道,《毛泽东年谱》所收录的主席讲话以及文件,虽然有些没完整展现,有些没有展现,但是展现出来的都是最真实的史料。如果没有真实依据的,年谱的注释也会加以说明。例如主席说“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的来源只有叶剑英的回忆,年谱也如实在注释中说明了。
师哲的回忆中提到:“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这样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胡乔木的回忆也提到:“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有关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局来电。电报的底稿现在没有了,收到的具体时间也搞不太清费于这件事,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少奇同志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要注意胡乔木这里说的两点。第一,电报稿被烧了,这也无意的给当下的反毛分子提供了诋毁伟人和中共的契机,但是我在这里会用大量其他史料充分证明这个电报实际上真实存在(这和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否定“草地密电”真实存在来诋毁主席非常像);第二,请注意胡乔木说的“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
三老四少记住这一点,这是可以和苏联档案相互印证的。
二、苏联方面关于“俄共致延安密电”的解密档案资料
据苏联解密档案显示,当时苏联认为蒋介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对蒋匪帮的认识深刻程度远远不如中共。“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可见,当时苏共认为蒋介石是在国际“左右逢源,纵横捭阖”、“为民族谋复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正是因为苏共这时没有彻底认清蒋介石集团的买办性,他们无疑最希望二战后中国内部的和平,使苏联面对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亚洲。
苏联方面关于斯大林和蒋经国谈话的档案,真实表明了这封电报的客观存在。
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话中,蒋经国的目的很明显。“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可见,蒋经国希望斯大林强迫中共接受“招安”。
对此,“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
斯大林这里说的话,和胡乔木的回忆可谓“无缝衔接”。注意,正如胡乔木回忆中提到:“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这里斯大林也告诉蒋经国:“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当时一般中共和苏共的交流,苏共都是以联共(布)的名义发电报,而那次以“俄共”名义发,实属罕见。
通过苏联档案和胡乔木回忆的“无缝衔接”,我们可以明确判断出:斯大林在和蒋经国谈话中所提到的那封电报,就是那封宣称“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的电报。这封电报就是真实存在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特意告诉蒋经国,中共“没有料到”这一建议,而且在内部“引起大乱”。可见当时这封电报给中共带来了严重的抵触情绪。斯大林如果不知道中共的不满情绪,直接说“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即可,多加一句电报建议出乎我们意料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但是他在和蒋经国的谈话中透露了中共当时对这封电报的强烈抵触情绪,无疑说明了这封电报和中共自己的意见完全相反。
如果电报所讲的和毛主席在七大讲的“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八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意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毛泽东文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致,中共内部是不可能表现出“没有料到”这一建议的“大乱”情绪的。能让苏联方面自己主动说明中共看到这封电报之后确实“引起大乱”、“没有料到”的电报内容是什么?一定和毛主席在七大所讲的“延迟内战,准备敌人发动内战”不一样——就是与之相反的“禁止内战,战必灭亡”!
这就全方位、无死角的作证了这封电报的存在!
斯大林还向蒋经国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支持。“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是有好处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
后来,斯大林对蒋经国还表示:“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这里可见,斯大林非常不希望国共和谈破裂,所以他根本没必要和蒋经国讲中共接到他的电报之后的严重抵触情绪。可见他的那封电报确实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制止内战的电报。有趣的是,斯大林在这里也表达了他长期以来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不理解。蒋经国又不搞土地革命,斯大林对谈谈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完全是即兴发挥。在这个“题外话”中,斯大林对国民党表达了他对共产党长期不支持“城市中心论”的不满。可见他还是支持曾经的王明“左”倾“进攻路线”的。
上述内容可见,那封“俄共致延安电”确实存在,而且这就是一封阻止我们中共和蒋介石作战的右倾机会主义电报。后来,斯大林也做了自我批评。
三、中苏双方在后来对“俄共致延安电报”客观存在的承认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所收录的刘少奇亲自整理的他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显示:“斯大林带着歉意地问中共代表团说:‘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但他提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或者可以不到重庆去,有周恩来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到重庆夫,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刘少奇传》二十四、建国前夕(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可见刘少奇当时的回答是很有策略性的,他避开了斯大林在当时对“和平”的过度强调以及当时对我们和蒋介石开战的阻止,只谈毛主席当时把“死”戏唱“活”、把“假”戏唱“真”给当时中共带来的好作用。自知有愧于中共的斯大林则反复表示了“妨碍过你们”的愧疚。
后来,1958年,由于当时苏联帝国主义暴露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毛主席勃然大怒,痛斥尤金。这时,主席非常气愤的说:“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毛泽东文集》:《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这时的苏联在之前已经做了纠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新决议,而且“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在1956年两篇文章里全面讲了;后来苏共中央做了一个决议,也基本上纠正赫鲁晓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讲,如果讲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在个别场合、个别谈话中间也讲过这个话。”(吴冷西:《十年论战》)所以,主席这时痛斥苏修的时候,敢于对本身就把斯大林当成“自己人”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重提斯大林发的那个阻止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电报,显然是理直气壮、底气十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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