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是1947年3月18日中央撤离延安的当天，从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的岗位上调到毛主席身边的。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他担任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和服务保障的领导工作。这支200多人的队伍开始叫昆仑纵队，后改名为三支队，他任支队副参谋长。1948年5月27日，毛主席一行到达西柏坡后，他继续负责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其他四位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安全保卫领导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党中央的警卫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工作范围扩大，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汪东兴仍继续担负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其他四位书记在国内和出国访问的安全保卫领导工作。同时，还肩负部分中央领导人、访华外国党政元首以及警卫对象参加重要会议、重大庆典活动的安全保卫领导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各省区市警卫业务部门会议，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密切工作配合，给予业务指导。

    1958年初，汪东兴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第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毛主席对他说，你只懂得警卫工作不够，要下去多接触农业，做些调查研究。经毛主席同意，他于同年3月举家到了南昌，由中共江西省委建议，中央批准他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农垦厅长。汪东兴到江西后，和秘书王宜贤几乎跑遍了全省70多个县，对“三农”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获益匪浅。同年5月，汪东兴回京参加全国农垦会议期间看望毛主席时，向主席汇报了他到江西农村调研情况，并汇报了准备创办农林技术学校的设想，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指示。他将毛主席的指示报告了省委后，省委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结合江西的实际情况，决定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1958年8月1日，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汪东兴参与创办的“江西共大”正式开学，校长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兼任，副校长由汪东兴兼任。总校设在南昌，在全省垦殖场的基础上，办了30个分校。1959年8月毛主席到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汪东兴和江西省的领导方志纯看望毛主席时，汇报了“江西共大”办学近一年的情况。时过两年，1961年7月，汪东兴跟随毛主席到庐山，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受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共大”委托，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江西共大”三年办学情况。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毛主席说：“办得好啊！看来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办教育是一个事业，是一件大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讲科学，不培养人才是不行的。”应汪东兴的要求，毛主席欣然给“江西共大”写了一封500多字的长信，表示鼓励和祝贺。

    汪东兴从1958年3月调到江西工作两年半后，又奉调回到北京。回京后仍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第九局局长，还兼任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书记。继续担负毛主席和其他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的安全保卫任务以及第九局应担负的其他警卫任务的领导工作。1960年9月末汪东兴回京的当天，毛主席对他说，我发觉身边有“老鼠”，工作人员中有些思想作风不正，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老鼠”，整顿思想作风。毛主席要汪东兴抓好这件事。汪东兴调到江西工作和回京后安排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小整风”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毛主席比较满意。

    从1961年至1964年，为了加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汪东兴着重抓了警卫人员和首长身边卫士以及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素养，保持谦虚谨慎和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创新警卫工作形式，贯彻既要保证首长安全、又要便于首长联系群众的方针。同时对某些机构适当调整，建立、健全警卫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等，使中央警卫工作呈现新的面貌。

    1964年初，我从警卫局办公室调任汪东兴机要秘书，此后，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直到1987年底退休。

    1965年5月21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等同志以及两省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汪东兴安排毛主席从长沙先乘火车后改乘汽车登上阔别30多年的井冈山，看望慰问革命老区人民群众。毛主席酝酿很久重上井冈山的夙愿终于得以顺利实现，毛主席对此感到满意。

    1965年9月上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汪东兴率领警卫局和8341部队部分同志到江西省铅山县石溪公社孔家大队搞社教运动（“四清”蹲点）。我也跟随汪东兴到江西参加“四清”工作兼当秘书。同行的还有公安部队欧阳平副政委所率政治部和文工团部分同志。欧阳平是汪东兴长征中的战友。这两支工作队到了上饶地区铅山县后，汪东兴和警卫局以及公安部队政治部的部分同志住在大队部（本地孔村一个祠堂）。

    1965年11月上旬，我接到中办机要室（“文革”中改为中办秘书局）值班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中央领导同志约汪东兴谈话，请他立即回京。汪东兴和我乘车到上海换乘飞机回到北京。回京后不久，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书记彭真约汪东兴谈话，中央决定由汪东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看望毛主席时，汇报了邓小平和彭真找他谈话的情况。他向毛主席说：“我只上了两年私塾，文化程度低，当中办主任担心难以胜任。”毛主席说：“让你当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我提议的，你能当，文字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听了毛主席的话，汪东兴心里比较踏实了。几天后，汪东兴从北京回到江西“四清”点上。

    同年11月下旬，中央向省军级单位发了书面通知，汪东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原中办主任杨尚昆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汪东兴在江西“四清”蹲点期间，中央决定由时任中办副主任的李质忠暂时代理主任。李质忠曾任中办机要局局长多年。

    同年12月7日凌晨，我接到中办机要室值班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中央通知汪东兴于7日当天到上海参加会议，并说已经派专机在浙江省衢州机场等候。当日上午，中共江西省委立即派汽车送汪东兴从铅山县到了衢州，我一路随行。在候机室机场负责人问，还有几位首长乘机？汪东兴说，只有我一人还有秘书。专机飞抵上海后，住进锦江饭店。从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对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林彪一伙诬陷的“篡军反党”等罪名进行批判。会议决定，罗瑞卿调离军事方面领导职务，隔离审查。会议结束后，汪东兴从上海返回江西“四清”点上。

    1966年2月末，汪东兴在江西省铅山县孔家大队“四清”蹲点结束，于3月上旬回到北京。此时，毛主席离京在南方巡视。以刘少奇主席为团长、陈毅副总理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拟于3月下旬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中央决定汪东兴以公安部副部长的身份参加代表团，是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顾问。我也以安保人员身份（公安部副科长）随团出访。代表团的专机提前飞抵新疆乌鲁木齐，于3月26日至4月19日，从乌鲁木齐出发访问了巴基斯坦等三国。4月19日，代表团结束了对缅甸的访问后回国。刘少奇主席准备在回国途中顺路到云南视察工作。因此，代表团专机没有返回北京，而是从仰光直飞昆明落地，下榻震庄宾馆。4月20日，代表团接到中办机要室电话说，中央通知刘少奇、陈毅、汪东兴三人到杭州参加中央会议。刘少奇等三人于4月20日下午乘专机从昆明飞抵杭州，住进西冷饭店。代表团其他人员乘另一架专机返回北京。汪东兴到杭州后不久就乘车去了西湖湖畔毛主席住地看望毛主席。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内容严格保密，会议文件由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直接分发给与会同志，并负责会后收回。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会后得知，这次会议主要是对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1965年2月7日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进行批判。4月24日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即五一六通知），拟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会议结束后，汪东兴于4月末回到北京。

    5月初，因毛主席不在北京，继续在南方巡视，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于5月4日至2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1.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2.林彪于5月18日发表长篇讲话；3.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一切职务，专案审查。汪东兴除了全程参加扩大会议外，还负责这次会议的会务领导工作。我和李质忠的秘书陈恩惠参加了会务组的文件管理工作。会议结束后，对与会者未退回会议文件的，我们两人负责到其办公地或住地收回全部文件。

    汪东兴自1965年1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时隔半年，从这次扩大会议开始才正式赴任走上新的领导岗位。

    从1947年毛主席和中央撤离延安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近30年的岁月里，汪东兴是唯一长期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

    （作者是北京市军休办昆玉军休所副师级退休干部，1964年至1987年任汪东兴机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