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新闻的战斗和舆论作用，曾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的新闻稿件。这些文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艰苦和辉煌的历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毛泽东亲笔撰写的新闻文稿，与他的文章和诗词一样，不仅具有战略思维的大手笔，字里行间突显政治家的缜密思维和睿智，而且文笔简练流畅，用语诙谐辛辣的特点跃然纸上。其善于运用中国历史典故的笔法，可以说信手拈来，不失为新闻文稿的上乘之作。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特别注意政策与策略的相互结合，在掌握充分事实的基础上，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解放战争初期，为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曾多次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消息等新闻文稿，强调和平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追求的最终目标。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却调集重兵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同时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1945年9月，国民党军出动20余个师，包围并攻击长期坚持大别山地区抗日斗争的李先念指挥的新四军第5师和王树声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却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为在全国人民面前和国际上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的阴谋，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的评论，在列举了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的确凿事实后，着重指出：“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短短数语，就将我军所处的不利处境公之于世，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当局颠倒黑白的伎俩。这样，不仅博得全国人民和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也蕴涵着古代兵法中哀兵必胜和后发制人思想的精华所在。

    毛泽东一贯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在其起草的新闻文稿中多有体现。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10月，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又在辽西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10月27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的消息，在简要介绍战役过程后，形象地描述：“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飞将军”取自西汉名将李广的绰号，因其在讨伐匈奴中作战勇敢，用兵神速，致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使其数年不敢来犯。在这里，毛泽东形象生动地将东北野战军指战员比喻为“飞将军”，欣慰之情油然而生。其意是对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作风的高度褒奖。

    毛泽东博览群书，善于兼收并蓄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到现实之中，并赋予形象生动的解说。1948年11月，中原野战军对河南南阳守敌发起攻击，并于4日占领南阳。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报道。在这篇后来被作为大学新闻专业的范文中，毛泽东在文稿一开头，就以简练精辟的语言，首先介绍了南阳的历史和人物。指出：“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从而将南阳历史与人物给以通俗化的解说，堪称毛泽东娴熟运用中国历史的典范。

    正是毛泽东发挥了军事与政治并举的优势，不断揭露敌人的阴谋，因此才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1948年10月23日，华北敌军企图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敌强我弱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撰写了《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和《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报道，以高超的智慧，吓退了敌军，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偷袭阴谋，确保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战争时期，针对美、蒋勾结的种种阴谋，毛泽东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揭露和回击。从《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别了，司徒雷登》，到《“友谊”，还是侵略？》等，以铁的事实揭露了美国政府的虚伪和援蒋反共的本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运用政治与军事的手段，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坚持以最大的努力和平解决平津战事。对此，毛泽东在1949年2月1日为新华社所写《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述评中指出，平津国民党军“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但是，由于天津国民党军拒绝走和平改编的道路，因此，“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这里，毛泽东用朴素和极具说理性的语言，阐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基本原因，其内中蕴涵的对政治与军事时机的运用与把握，为一个月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指导全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