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4为毛泽东）】

    毛泽东的朋友圈

    毛主席说：
    “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1922年，他在共青团成立时强调：
    “要注重找真同志！”

    找“真同志”，首先就是看一个人的“三观”，“三观”不合的人是不太可能做朋友的，勉强不来的。

    1916年，毛泽东到一位同学家做客，原来约定要讨论社会问题，不料此人却侈谈起生活琐事，还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事吩咐半天。

    毛泽东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毛泽东以后就很少和他来往了。

    那毛泽东的朋友圈都是些什么人呢？

    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周世钊、萧三、蔡畅、向警予、陶斯咏······

    他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而应关心“大事”，即“人的人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参加革命后，毛泽东认清了阶级利益和依靠力量，找到了民族出路，他交的朋友就更加明确了。

    1927年1月，毛泽东回韶山对父老乡亲们说过一段话，他说：
    “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穷人，没人看得起，甚至于“农民运动”被污蔑为“痞子运动”。

    而毛泽东却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私欲中讨生活的人，永远读不懂毛泽东。

    不懂毛泽东为什么“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就忍不住要掉眼泪。”

    不明白为什么晚年毛泽东在看电影《红灯记》时，当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会哭着喃喃：
    “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

    可曾知道，毛主席在看《难忘的战斗》这部电影时，看到群众欢迎的场面，竟然会控制不住，嚎嚎大哭起来······

    他给毛远新说：
    “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

    穷人、革命者、群众，都是毛泽东的朋友。

    蒋介石的朋友圈

    对比之下，青年蒋介石的朋友圈则是截然不同。

    1908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先后和陈其美、黄郛（fú）、戴季陶结为异性兄弟，誓言“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一个是党务总长，一个是后来的外交部长，一个是中宣部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陈其美年长蒋介石9岁，可谓是蒋的“引路人”。在蒋介石债务缠身、走投无路时，陈其美引见其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青帮头目”黄金荣。

    黄金荣金口玉言，几句话就摆平了一切，让蒋介石的满屁股债顷刻间化为乌有。之后，黄金荣又资助蒋一笔路费，要他南下去找孙中山投奔革命。

    1927年，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中正率部开进上海。为报当年搭救之恩，一身戎装的蒋总司令在卫队的簇拥下对黄金荣行师徒大礼，把黄金荣感动得不能自持，逢人便夸自己这个高徒飞黄腾达后如何仗义。

    蒋介石当然也忘不了他的哥们兄弟，让黄郛（fú）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给自己顶缸，以至于黄郛晚年极为厌恶官场，拒绝蒋介石的拉拢：
“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我生下来就是卖国贼？真是痛苦万分！我年己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

    而戴季陶和蒋介石绝对是一对好基友。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一起嫖过娼，一个扛过枪”、“共享女友，非婚生子”。

    到了上海亦是互享打入金融界的秘诀“必须会嫖、会赌、会吃、会穿”。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对他的两位侄子陈果夫、陈立夫更是关照有加。

    二位年轻人跟着这位“蒋三叔”打天下，帮助创立中统，之后跻身四大家族之列，被称为“蒋家天下陈家党”。

    而上海青帮大人物杜月笙、黄金荣之流，则成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反共打手。

    列强资本、青帮土匪、流氓地痞，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朋友。

    这就是蒋介石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他坚信袁世凯所说的：
    “人民是个什么东西？我只见过人，从来没见过人民。男人要成功，要的是资本，是军火，是列强的支持。一句话，就是狠！”

    蒋介石交了这么些朋友，他的手下都是地主老财、资本军阀，怎么可能继续北伐？怎么可能不背叛孙中山？怎么可能完成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重任？

    对他个人而言，看似成功，实则悲剧，兵败如山倒，直至孤岛终老！

    晚年在台湾，他也学习中共搞“打土豪、分田地”，在台湾，他啥事也不染，当然搞得下去。

    在大陆，他的朋友圈就决定他搞不下去。

    正如他的儿子蒋经国所说的：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啊！”

    蒋家王朝陷入了深深的历史矛盾之中。

    而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呢？

    陈立夫流往美国，靠卖皮蛋为生。

    陈果夫被蒋介石打入冷宫后，甚至连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这就是他们跟着“蒋三叔”的结果。

    这是历史的经验——朋友决定命运啊！

    敢于“翻脸”

    世界是变化的，利益是变化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萧子升曾经是毛泽东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湖南人，年龄相差不到一岁，在小学就是校友，到了中学又是师兄弟，1914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师从杨昌济，都是才华横溢、有志报国，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和蔡和森并称“杨门三杰”。

    然而，萧子升选择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逐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毛泽东选择留在中国、研究中国、扎根中国，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

    萧子升很不认同俄式暴力革命的道路。

    而毛泽东想法不太一样。他认为：
    “我觉得用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二人的命运在1921年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来到了上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萧子升则选择加入国民党，仕途起起伏伏，最后远走南美，在乌拉圭终老。

    人生就像一列行驶的列车，中途陆陆续续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

    对于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我们大可以选择切割。毕竟，谁的生活里也不会缺了一个人就不行。

    所谓打交道，交在其次，重要的是有相同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昨天和一朋友聊天，问他：
    “你觉得毛主席为什么能成大事？”

    他说：
    “敢于翻脸！”

    我满脸惊愕，怎么说出这等话？

    他说：
    “伟人成事，在于其善于站在全局的高度，坚定意志，决不受私情的束缚。”

    在处理国内问题上，毛主席如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的高级干部就已经出现“搞腐败”的苗头，当时的一些领导干部觉得可以理解，“打江山、坐江山”嘛。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最为典型的革命功臣腐化堕落的代表。

    案发后，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求情道：
    “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了，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也转述了一些领导同志希望“枪下留人”的求情之语。

    毛主席听后，十分生气，严肃地说道：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枪毙高级领导干部，兹事体大，仍然有人托周恩来劝毛主席，还有人直接找到毛主席说情打招呼。

    毛主席气愤地反问这些给刘、张二人求情的人：
    “要他俩，还是要新中国？”

    短短的9个字、一个单选题，看出了毛主席的净化朋友圈的决心。

    正是因为他敢于“翻脸”，惩治了刘青山、张子善，换来了干部队伍30多年的清廉。

    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毛主席也敢于“翻脸”。

    新中国刚成立时，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许多地方仰仗苏联，尊之为“老大哥”。

    苏联就乘机要挟中国。

    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提出与中国建联合舰队，在中国沿海建海军基地，主席当即翻脸，大声说：
    “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过去？我不想再听这些！”

    赫鲁晓夫回国后立即撤走了原子弹专家，主席就说我们自己干。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主席风趣地说：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交友”和“交往”是两码事

    敢于“翻脸”，敢于绝交，善作切割，是一种能力。

    但是“翻脸”，不等于不交往。

    毛主席和蒋介石不来往了吗？还是搞了重庆谈判。

    中国和美帝不来往了吗？还是搞了“乒乓外交”。

    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做不到“老死不相往来”。

    哪怕是敌我之间的炮弹互轰，这种“较量”也是一种“交往”嘛。

    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我们需要做到的是“知黑守白”而已。

    不交往，怎么“知黑”？如何“守白”？

    我们要在交往中才能识人、察人、交人、弃人。

    更何况，敌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谁能想到，王稼祥——曾经最坚定反对毛泽东的人，能成为毛泽东最勇敢的支持者呢？

    1932年，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这么表态的：
    “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

    这个就叫做“感情起变化”。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交朋友嘛，要擦亮眼睛，特别是成年人的“三观”比较固定，择人要慎之又慎啊！

    不要迷信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多出来的这条路，是不是岔路、死路、冤枉路呢？

    不要害怕什么“多个敌人多堵墙”，也许这堵墙让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得罪了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嘛！

    这么多落马的贪官，又有多少不是被曾经的哥们兄弟拖下水的呢？又有多少不是被所谓的儿女私情连累的呢？

    多少人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也没活出个所以然。

    总以为，要有所倚仗，却病急乱投医。

    让我们记住教员的嘱托：“要找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