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教育论述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与中国具体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的教育结晶。回溯、总结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和历史贡献，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促进中国教育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思想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其教育实践以及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战略思考，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早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就发表了许多抨击旧教育、倡导新教育的文章与评论。他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少年中国学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随后，他在长沙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创办新民学会，推动平民教育，创办工人夜校、湖南自修大学，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发动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他在井冈山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旧址上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后发展为中国红军大学，到陕北后再发展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红军教育必须坚持政治统帅文化和军事技术训练。他对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和教学原则作了具体规定。比如，他总结的“十大教学法”，在井冈山时期的军队教育实践中普遍推广。教员培训开始以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为教材，旨在使教员掌握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

    1931年11月，中央苏维埃政权在瑞金建立，毛泽东被选为工农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献中论及了教育问题。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教育事业服从抗战需要。毛泽东主持洛川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毛泽东支持创办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华北联合大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延安民族学院等。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等学校制定办学方针、题写校训，推动党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为凝聚无数向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团结改造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培养出大批革命干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1941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在这一方针指引下蓬勃发展。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和新的革命阶段开始，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党中央出台了系列教育政策，推动教育服务于解放战争、解放区政治经济建设和全国解放事业。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改造和发展教育事业放在新中国建设的首位，把发展科技与培育人才作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

    第一，为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定位。根据党的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围绕怎样培养接班人和劳动者、怎样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怎样改造中国文化等问题，对新中国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教育发展道路等发表了系列论述，引导党中央对教育决策形成了新认识，采取了新举措。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接管、改造旧教育，建立新中国教育制度，毛泽东参与并主导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明确规定新中国教育改造和新教育制度建设的总方针，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作用、服务对象以及推进策略得到明确，对加强党的领导、收回教育权、改造旧教育，对初步形成以老解放区教育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教育中有益内容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的新中国教育制度雏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建立以促进人民发展为宗旨的新学制。毛泽东对教育作了重大部署。一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学校向工农开门，大规模推进工农扫盲。二是干部教育纳入正规化教育制度。1949—1950年间，全国各大行政区的47所革命人民大学，一律转为正规学校。三是建立留学制度。1951年开始向苏联成批派遣留学人员。四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1952年启动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五是将人才培养纳入国家发展计划。1953年，教育事业正式纳入了第一个五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

    第三，制定社会主义教育方针。1956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基本确立，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中国革命的重点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发展生产力，必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他亲自深入学校考察和指导教学改革，要求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鼓励高等学校和中专技术学校走厂校结合的道路。

    1957年2月，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第四，加强思政教育制度建设。1954年，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制度正式建立。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规定“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该文件规定，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接受党委领导。毛泽东围绕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指示，强调阶级斗争是学校的一门主课，学校要开门办学，要把学生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师生要参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阶级斗争、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中培养又红又专人才。

    第五，开创自主创新教育发展道路。毛泽东重视从实践中获得知识，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鉴于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做法，毛泽东指出我国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必须抛弃“苏化”模式，要把单纯的书本知识教学转变到培养人、发展人上。大中小学要以发展学生创造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培养学以致用人才。

    1961年初，针对教育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毛泽东指示要针对教育指导方针和做法上的问题来制定教育工作管理条例。随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出台，学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及实践，在唤醒劳苦大众阶级解放意识，动员、教育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唤醒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意识，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为党的教育理论、方针政策确立了科学理论。毛泽东教育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吸收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教育主张的精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推动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取得胜利。

    第二，确立了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党中央制定系列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军事教育、干部教育、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严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第三，推动了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为各类干部教育制定教育方针，亲自讲课。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发达，培养造就了大量政治、军事、行政、文化、教育、医疗、新闻等专门人才，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打下了扎实的人才基础。

    第四，确立了人民本位原则。毛泽东认为：“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他始终尊重和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指出党的教育要凝聚人心，知识分子、青年要与工农相亲近，讲究实效。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坚定了为人民办教育的初心。从学校向工农开门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新教育的需求，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人民性的基本特征。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将大规模扫盲与发展学校教育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狠抓“双基”，20世纪末中国彻底摘掉了“文盲大国”帽子，整体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受教育年限达到了中等以上国家水平，人口大国开始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

    第二，创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为人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关注公平正义、男女平等，统筹兼顾、教育均衡以及注重中央宏观指导和充分发挥地方灵活性相结合的具体举措，充分体现了这一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