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指出，当时红军需要的领导是：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对于红军扎根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周恩来感觉到，“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周恩来可能还发现，在政策的制定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因此，认为自己更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的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而这一关系的线索可以追溯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传》还指出，遵义会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问题，很显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后来证明比周恩来他们那套做法“更为实用”。《周恩来传》归纳道：“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但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全磨掉了。”（参见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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