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幅《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你绝对不会陌生,在很多党刊画报及党史资料上都可以查得到,甚至还被收入了小学语文课本里,非常著名。
但照片背后的故事却不太为人所知。
首先,我们来看照片。
照片的人物只有三个人,画面显得很空旷。.
画面的背景是色泽单调的黄土地,有些苍凉。
里面的三个人物却相映成趣:两个小八路稚气未脱,也就十四五岁的模样。他们站在高大的毛主席跟前,有些羞涩,有些腼腆。毛主席呢,嘴里在说着什么,左掌摊开,右手食指在摊开的左掌上比划,他为了让两个小八路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清楚,略微弯下了腰。两个小八路呢,也努力地挺直了腰,目光集中在毛主席摊开的左掌上,嘴角扬起了幸福的笑。
这是一幅非常有爱的画面。
伟大的人民领袖,和两个稚气未脱的小八路,构成了那样一幅和谐、自然的画面。
尤其在这样的空旷背景下,在这样苍凉的色泽里,更加温馨,更加动人心魄。
老覃再着重指出一下:曾经有人说,照片中的两个小八路是儿童团的团员。但是,大家看仔细了,他俩穿的都是正规的八路军服装,他们的衣领上还一左一右缝了两片红领章,这充分地说明了他们是正规的八路军小战士。
顺带说一下,现在的抗日神剧里,我们基本看不到戴领章的八路军军装。
但是,我军从红军时期起,就佩戴红领章。建国后,又先后佩戴55式、65式和85式领章。
可以说,红领章就是我军军服的特征之一,给好几代军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虽然从编号上说是隶属于国军,但仍保留了红军特有的红领章。
诺,从照片上的人物、服饰和背景看,这张照片就应该拍摄于抗战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
事实上,这张照片的拍摄者石少华记得非常清楚——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5月26日延安抗大前的一段黄土路边。
也就是说,这张照片和老覃在文开头提到的郭海超和张声灿“抢”毛主席镜头的照片相距时间恰好是早了20年!
石少华为什么对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记得如此清楚呢?
原因是那一天,毛主席要到抗大参加三周年成立纪念大会,他早早就和几个苏联来的摄影师往抗大赶了。
当年条件艰苦,这张照片只冲洗了两张,送了一张送给了毛主席。另一张呢,他后来去了晋察冀,那一张照片和另外500多张照片及底片都留在了延安,不幸在日军的一次大型轰炸中毁掉了。
石少华为此痛心不已。
1962年,石少华北京举办了个人作品展览。毛主席知悉后,以老朋友的名义邀请他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吃饭、叙旧。
饭后,两人海阔天空的闲聊,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摄影上。
《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是石少华的得意之作之一,他所保管的那张相片及底片的被毁而深感痛心,想到当时送了一张给毛主席,不知道毛主席还找不找不到。
犹豫了好几次,他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斗胆问毛主席,说:“主席,当年我曾给您拍了一张你和两个小八路聊天的照片,您还记得吗?”
老实说,从1939年到1962年,时隔23年,时间太久远了。
而且,毛主席每天都要为国事操劳,一张照片这么小的事,忘记了也纯属正常。
但石少华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希望毛主席还找得到这张照片。
话问出口后,他忐忑不安地看着毛主席。
毛主席的回答让他喜出望外——毛主席爽快地告诉他说:“怎么可能不记得?那张照片我很喜欢,一直珍藏着!”
毛主席看出了石少华眼睛里的期待,让秘书帮忙把自己的相册拿了出来,熟练地翻到了夹放《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的那一页,指着照片,说:“诺,是不是这张?”
旧作重现,仿佛故人重逢!
石少华的心跳加速,砰砰砰地跳,嘴里惊喜万分地叫道:“就是这张,没想到主席您收藏得这么好!”
石少华端详着照片,左看右看,怎么看也看不够。
他告诉毛主席,自己的底片已经被炮火毁掉了,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进行重新翻拍。
在翻拍的同时,他问了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说:“主席,您还记得照片里面的两个小战士是什么名字吗?您当时都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啊?”
毛主席缓缓地摇了摇头,诚恳地对石少华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每次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也经常在想:这两个小战士叫什么名字?当时我和他们在说了些什么呢?但我真想不起来了。”
顿了顿,又说:“现在,我也很想找到他们,看看他们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问一问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照相时的事……”
毛主席每天接触的人和事不计其数,他想不起这两个小八路的名字和当天聊天的内容,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但如果能找得到当年的两个小八路,他们肯定记得。
石少华对着毛主席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内心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两个小八路,把他们带到毛主席面前,满足毛主席想要再见见他们的心愿。
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石少华多方寻找,多方打听,历尽千辛万苦,仅仅打听到这两个小八路的名字:高个子叫安定保,矮个子叫刘长贵。
但也只是仅此而已,想要了解更多一点的信息,却是难之又难。
两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毛主席接见文艺界同志,见到了时任国家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才兼摄影处长及新华社副社长的石少华,他还惦记着两个小八路的事,悄悄问他:“知道那两个小八路是谁了吗?找到了他们没有?”
石少华挠了挠头皮,回答说:“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安定保、刘长贵,现在还找不到他们。”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说:“知道了名字,就是很大的突破了,不急,慢慢找。”
是的,知道了名字也是重大突破了。
接下来,石少华从安定保和刘长贵在抗大出现过的这一点着手,剥丝抽茧,一点点排查,一点点打捞。
终于,他掌握到了一个线索——安定保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
好了,事情有转机了。
张学思就是张作霖的第四子、张学良的弟弟,时任海军参谋长,比较容易联系上。
安定保既然是张学思的通讯员,那么张学思肯定知道他。
而只要通过张学思找到了安定保,安定保也可能会提供一些刘长贵的情况。
1966年这一年,石少华找到了张学思。
但张学思的回答让他既悲伤,又沮丧。
张学思说,安定保的确是他的通讯员。但是,1944年,他带着包括安定保在内的抗大东北干部队全体成员前往东北敌占区,在经过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与日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损失了60多人,安定保就在这60多人之中。
张学思虽然没有肯定安定保是牺牲还是失踪,但他强调:这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安定保的任何消息。
那么,安定保牺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了。
想想看,1944年,安定保顶多就20出头,年纪轻轻,花样年华,却丧生于日寇之手,令人惋惜!
安定保这条线断了,石少华能做的,就是全力寻找刘长贵了。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不放过任何机会,苦苦追寻。
但是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十年,却是一无所获。
而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了,石少华想把两个小八路带到毛主席跟前,让毛主席再看看他们,再跟他们说说话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石少华悲痛万分,但他还是不肯放弃,逢人就问,一有机会就打听。既从部队里去找,也从当年的摄影记者那里去捕获可能有价值的信息,还注意从曾在抗大学习的学员那里收集疑似与刘长贵有关的东西……
皇天不负有心人。
1986年4月中旬,一个在辽宁丹东武装部工作的战友写信告诉石少华,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刚刚退休的老头说他就是《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照片中的刘长贵。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石少华兴冲冲地赶往辽宁丹东。
刘长贵家里,在最显眼的地方,悬挂着一幅复制了的《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
刘长贵见到石少华,定睛看了几眼,说:“47年了,我们都变老了,但你的五官特征还和当年一样,谢谢你照下了这张照片。”
是的,拍照片时,石少华21岁,是成年人了,现在虽然已经68岁了,但五官特征还可以辨认。但当年的刘长贵只是十几岁的人,现在61岁,很难和照片上的人对得上号了。
那么,这个刘长贵是不是照片上的“刘长贵”呢?
刘长贵接下来的一句话,很快就打消了石少华的疑虑。
刘长贵说:“你那天帮我们照相时,身旁还站了好几个扛摄影机的苏联人呢。”
石少华因此百分之百确定,眼前的刘长贵就是照片上的“刘长贵”!
因为,当年自己和几个苏联记者同往延安抗大的这一细节,他从没有对人说过,如果不是当年的当事人,根本不可能得知。
石少华大步上前,紧紧地握着刘长贵的手,激动万分地说:“找你找得我好苦啊!”
接下来,石少华请刘长贵详细说一说他的经历。
刘长贵说,他是山西寿阳南沟村刘南沟人,出生于1925年,在1937年4月参加八路军,编入120师给714团3营营长尤好阳当通讯员。120师在百团大战前夕整编,他因为年龄太小,被安排到延安抗大校务部管理科担任通讯员。1945年,随抗大政治部开赴东北,先在杨靖宇支队独立2师4团工作,不久编入辽东军区独立4师,后来成为了四野的战士,参加了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1951年,还跨过鸭绿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负过伤,于1955年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当设备动力科科长,去年刚刚退休。
对于复制《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说,他在六十年代到辽阳工农干部速成中学学习,发现照片登在《人民画报》上,于是通过战友孙友志,由他托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弄来了一张,自己制作了相框,精心珍藏。
石少华一边听,一边点头,末了,关切地说:“你还记得当年毛主席和你们的聊内容吗?”
刘长贵的回答非常干脆,说:“必须记得啊,一辈子都忘不了!”
接下来,刘长贵用欢快的语调,把当天偶遇毛主席的经过娓娓道来。
他说,那天,我和战友安定宝给中央机关传送完文件回来,正行走间,有一辆小轿车从身边过。
我们之前都没见过汽车,就有些好奇,在车后追着跑。
车开得不快,我们越跑越快,潜意识里是想跟车比赛。
小车里面的人发现有人在后面追赶,大概是担心我们的安全,停下来了。
车门打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走了出来。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我们在抗大到处都张贴有毛主席的画像,我们第一眼就认出了他。
我们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呆呆地看着他。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模样,笑了,问我们:“小同志,你们今年多大了?”
毛主席是那样的和蔼,我们的紧张瞬间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激动。我激动地回答:“我十四,他十五。”
毛主席又问:“你们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了,你们知道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吗?”
“消灭日本侵略者,保卫全中国!”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毛主席嘉许地笑了,说:“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呢?”
我说:“我叫刘长贵!”安定宝跟着说:“我叫安定宝!”
毛主席于是说:“那么,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们抢着回答:“知道,您是毛主席!”
毛主席笑着摇摇头,说:“不对,毛主席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他摊开了左手的手掌,用右手食指在摊开的手掌上一笔一划地他的姓名,说:“我的名字这样写,一撇两横一个弯钩的‘毛’,三点水四字头上土下羊一个‘泽’……”写到这里,他觉察出了异样,抬起头问我们:“你们上过学没有?”
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哪有钱上学呢?都摇了摇头,有些窘迫地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听了,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们是革命战士了,以后要刻苦克服困难,多学文化知识,革命胜利了,还要参加生产建设,没有文化可不行。”
不过,他又高兴地说:“这样吧,今天我教你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右手食指又在摊开的左手手掌上写起字来。
说到了这,刘长贵抬头看着石少华,指着家里挂的照片说:“毛主席在教我们写我们的名字的时候,你和那几个扛摄影机的苏联人来了,你就照了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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