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伟人毛主席胸怀博大、豁达豪爽、无私无畏、意志如钢，却又侠骨柔肠。毛主席一生的革命、生活故事既平常又感人，今天读来，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主席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主席已是热泪盈眶。毛泽东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毛主席一生怜悯弱者，同情穷人，看到老百姓生活如此艰难，既感到难过，也感到内疚，更感到了肩上的责任，表达了一代伟人纯朴、深厚的爱民之心。
1940年秋的一个上午，延安马列学院专门派四人到杨家岭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当他们走到延水河桥头时，没想到竟碰到了迎面走来的毛主席。毛主席打量了来接他的四个人，严肃认真地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才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延安马列学院派人去接中央领导来作报告，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在我们看来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毛主席看来，却是不正常、要不得的事。这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毛主席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他对职位、权力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毛主席倡导的“延安作风”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延安作风”的胜利。如果共产党也热衷于迎来送往，讲排场、摆阔气，延安的党不就变成西安的党了吗？194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肖劲光来到杨家岭这个小院子，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他走进毛主席办公室以后，发现毛主席围着被子坐在床上办公，他以为了主席病了，正准备询问病情的时候，突然毛主席笑了笑，指着放在地下的火盆说，我的棉裤洗了没干，我下不得地。肖劲光一听心里就感到特别难受，给自己的警卫员讲，赶快回兵团司令部去领一床被子、领一套棉衣回来，毛主席这时候听到以后讲了这么一段话，你千万不要领，领来我也不穿。他紧接着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化，你也不能搞，任何党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搞特殊化。每次读到主席这些艰苦朴素、率先垂范的做法，每一位老百姓都忍不住心疼，又肃然起敬，也在默默反思自己！总禁不住热泪盈眶。
1946年元月，毛岸英随苏联医疗队悄悄地回到了延安。毛主席喜出望外，急忙赶到飞机场，一把抱住阔别19年的儿子，过了许久才说：“你长高了！”
清明节前，毛主席与毛岸英坐在王家坪院外的石桌旁谈话。毛主席慈祥地对岸英说：“你在苏联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大学堂，这就是劳动大学。你应该到劳动大学里去锻炼。”
农历3月初七这一天，毛岸英穿着父亲给他的一件打了补钉的棉衣和一双很结实的旧皮底鞋，背着几斤菜籽、瓜子和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周西林等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吴家枣园。从此，他成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主席最亲密的农民朋友吴满有的学生。
在吴家枣园劳动期间，毛岸英一个月才回一次延安。毛主席看着儿子的手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没有学习好。等你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明你在劳动大学毕业了。”
毛岸英领会了父亲的教诲，又回到吴家枣园村劳动。
毛主席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让儿子到吴家枣园村去劳动，就是要让儿子体验农民生活的艰辛，让儿子增加对农民的感情，让儿子在思想深处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有人污蔑说是镀金，你们的儿子为什么不去镀金？再说，毛岸英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开着坦克车从莫斯科打到柏林，经受过战火的洗礼，经历过九死一生，还镀什么金，把金水镀到毛岸英身上都黯然失色，真要镀金，也要在志愿军司令部当个参谋长什么的吧，以后就说作战方案都是毛岸英制定的，毛岸英是俄文翻译，有这样镀金的吗？这些没有人性的畜生们!
1948年5月，在东渡黄河后的一天，毛主席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当车行到平山县大路上的一个村头附近，大家发现离吉普车不远处路边草丛中好像有几个人。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着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一圈人正围着她们在着急。孩子的娘坐在地上，抚摸着孩子的小脑袋，悲痛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停车!”毛主席突然叫道。司机周西林把车刹住，毛主席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摸摸孩子的手和额头，问：孩子怎么了?“病啦!请过中医看过，但病越来越重”，女人泪流满面。|“多长时间了?”“三四天了，起头轻，越来越重。”孩子的娘擦了擦眼泪，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到这村来啦?”毛主席着急而关切地问。“打算再去找个医生，可这孩子快不行了。”说着孩子的娘又哭了起来。这时，毛主席猛地回头，朝车上看望着他自己的朱仲丽医生，大家看到他的眼圈泛红。“我在这里。”朱仲丽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长期跟随毛主席的经历，使她明白了毛主席的想法和意图。“快给这孩子看病。”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孩子发病的过程。“有救吗?”毛主席问。“可能有救，是肺炎。”朱医生答。“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可这药……”“没药了?”毛主席又显出紧张担心的神色。“有是有……只剩一支了。”什么药?”主席又问。“盘尼西林，一般要连续用7次，每次一支。当年主席去重庆谈判时，宋庆龄送了7只给您，已经用了6只，只剩下1只了。““那就快用。”主席催。“这是美国药，买不到，最后这一只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除非不到万不得已……”毛主席对朱医生的犹豫有些不耐烦，他生气地说：“现在已经万不得已，人命要紧，你马上给孩子注射!“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接着，又注射了两支别的药。那时候抗生素是很稀有的，所以很显特效。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抬起眼皮，轻悠悠地叫了一声：“娘”!那女人呆呆地睁大了眼，泪水哗哗地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毛泽东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毛主席两眼泪花迷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忙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回到车里的毛泽东眼圈泛红：“也不知道那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这些医生住在城市里，吃着农民种的粮食，还看不起农民！如果我们掌了权，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为农民医病。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没有忘记他曾经的承诺。
无锡市档案馆珍藏的“毛主席给吴启瑞的来信”引发的故事格外感人，主席回信的时间是1950年7月19日，当时，吴启瑞也仅仅是无锡师范附小的一名教员。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此复，并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O年七月十九日
10年之后，吴启瑞又收到了一封毛主席的回信。这封信同样是毛主席亲笔所写：
启瑞同志：
七月十九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选集及照片，已寄去了，收到时请告。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六O年九月二日
“有为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丈夫临终遗言让女教师吴启瑞鼓起勇气写信求助，
吴启瑞当时为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教员，她的丈夫王人路是湖南浏阳人，她的公公王立庵是湖南省教育界著名人士。而王立庵曾是毛主席的数学老师。1919年，王人路因宣传革命，被迫离家，从湖南来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当美术编辑，与同事吴启瑞相识相爱。1948年，因宣传进步思想而遭受迫害的王人路，贫病交加，以至不起。临终前，他拉着妻子吴启瑞的手说：“8个孩子就全靠你了。现在天快亮了。有为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直到此时，吴启瑞才知道自己一家还和毛主席有关联。
1950年，吴启瑞一家生活已经十分困难。当年5月22日，万般无奈之下，吴启瑞突然想起了丈夫临终前的遗言，便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特别提及，王人路即为“湖南省有名的数学教员王立庵先生之第二子”。吴启瑞向主席汇报自己独自抚养8个子女的艰辛。信的最后，她提出：(可否)准予小女心月，小儿心丰、心支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女班，使孩子们增强体格，生活走上正轨……
在这封信上，毛主席多处用毛笔标记，并将此信批转给时任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在信首的空白处，毛主席批示道：请陈丕显同志酌办。写信者是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在锡师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三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正是得益于主席的批示，吴启瑞的3个孩子虽未去到苏南干部子弟班上学，但组织上给她安排到她所任教的无锡师范附小免费上学，并在每学期之初，给她补助一笔生活费，这一家人的生活因之得到极大改善。在毛主席将吴启瑞的信批转给陈丕显同志时，信中提及的王立庵先生处，主席用毛笔额外标出，足以见得毛主席对当年师生情的惦记以及对王老先生的尊敬之情。
十年后的1960年，毛主席到上海，又想起这位老师的儿媳妇，专门派人把吴启瑞接到上海锦江饭店吃饭，并合影留念。临别，又让工作人员送给吴启瑞1000元钱，并特别嘱咐，这笔钱是赠与，不用归还的。
1960年的1000元是什么概念？那时候全国平均工资才二三十元，1000元是全国平均工资三十多倍，那些诋毁毛主席的人，你们能做到吗？你们会拿出这么多钱资助你不认识的老师的儿媳妇吗？
毛主席的同学伍如春之子伍云甫跟随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闹革命，后在北京工作。解放后伍如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大惜未随长征去，作一鹪鹩不可能”。还诉说了家中生活困难：“云儿救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当时毛主席给伍如春回了一封信，毛主席在信中表示对伍如春家中“困难甚念”，并寄去当时的旧币300万元“聊助杯水，如有急需尚望续告”。1955年春节团拜时，毛主席见到伍云甫还问：“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寄钱？”后来伍云甫才知道毛主席给他父亲寄钱的事
据纪登奎夫人王纯回忆：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
毛主席1949到960年一直穿着一双棕色皮鞋，1956年，当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事后毛主席走进来检查一下布置的情况，当他看到室内摆放的一台外国收音机时却皱起眉头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要外国的？”当毛主席穿着这双合心意的皮鞋准备走开时，罗瑞卿靠近来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皮鞋吧？”“为什么？”毛主席问。“按照国外惯例……”“为什么要按照国外惯例呢？”毛主席大不以为然地轻跺下一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平时，毛主席都穿布鞋或拖鞋，外事活动时，就拿这双皮鞋，也不解鞋带，脚直接一直往里一伸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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