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9月11日电（侯文忠）第四次随卫毛主席南巡是建国以来最惊险的一次。毛主席这次南巡主要是针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情况，找各地的负责人进一步做工作，了解情况，争取挽救一些犯错误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同时也想挽救林彪。正如毛主席南巡中所说的：“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他希望犯错误的人自己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

    1971年8月15日主席开始南巡。这次外出是我们警卫人员没有想到的，因为再过一个半月就到国庆节啦，近几年都是五、六月外出，很少这么晚外出过。不过，主席的行动历来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走就走，从不拖泥带水，这可能也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

    这一次外出，我们随卫部队武器配备明显变化。这就说明这次外出的任务比较特殊，也十分艰巨，从警卫的部署上应该是考虑到了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党内的斗争现状，适当做了一定的准备。

    但是，从主席开始的一些言行观察，好像并没有想到林彪一伙会谋害他，只是为了做工作，打招呼，争取挽救林彪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一些上当受骗的人。可是随着南巡的行程，才逐步摸清了林彪一伙的一些新的不正常的举动。否则，警卫部队也决不会不增加人员（这次跟随主席南巡的警卫人员，仍然是一中队的100人左右），只是增加一些常规的武器弹药。

    主席这次南巡仍然乘火车走京广线，8月15日下午1时从北京站上车，到郑州在专列上休息一晚上，8月16日晚9时许抵达武汉。毛主席所乘坐的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一号线上，停车以后，毛主席即刻召见早已在车站迎候他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列车上谈话。

    在东湖宾馆内，主席很少有时间和心情出来散步，而是频繁的接见各地的领导干部。分别于8月17日、8月25日在武汉东湖梅岭住所召见了河南省主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以及湖南省主要负责人华国锋（此时，华国锋已调国务院管农业生产，但仍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针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同各地的领导干部谈话。

    在武汉时，主席突然提出找《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本。指导员还问我带没带。主席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地方党政干部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还要求照着歌词去做。

    这次，主席在东湖梅岭住了11天，于8月27日晚，从武昌车站乘专列去了湖南长沙。毛主席的专列停在长沙大铺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原是长沙外围的一个荒芜山头，是毛主席建议，后来修建成绿油油的果园。主席在长沙停留了两天，先后同华国锋、卜占亚（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刘兴元（时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丁盛（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韦国清（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谈话。8月31日中午，毛主席决定去南昌。

    在离开长沙之前，主席安排通知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时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到南昌谈话。汪东兴按照主席的意见，在主席离开长沙后，立即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到南昌谈话，并派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 

    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晚上10点多钟在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9月2日上午毛主席带病又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但时间不长。在这里，毛主席得到了林彪“可能逃跑”的消息。

    9月3日凌晨，主席到达杭州。在杭州先后同南萍（时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时任空五军政委）、白宗善（时任空军第五军军长）谈话。主席在这里住了七天，虽然同南萍、陈励耘等人谈了话，但仍没有挽救了个别人，最终成了林彪的死党。
毛主席这次改变南巡的行程，主要原因是在杭州又得到了一些关于林彪阴谋活动的相关信息，进一步引起了警觉。

    9月8日深夜，主席在杭州刚用过夜餐，突然叫来有关人员，下令把他乘坐的专列从笕桥机场专线立即趁夜悄悄转移，调到了绍兴附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天下午三点刚过，又在预先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突然说：“现在把车调过来，我们马上就走”。

    在杭州动身前，毛主席就安排到上海找王洪文（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许世友等谈话。

    9月10日15时35分，主席从杭州动身去了上海。

    在去上海的路上，我们从火车的窗子里看到专列的上空，有一架小型飞机时隐时现盘旋在专列的上空。9.13事件后才弄明白，这是监视主席专列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