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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2014-08-29 15:05:48
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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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年纪的玉兰,为何就这样热衷于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决心干一番事业呢?我曾问一些看着玉兰长大的老干部们,他们认为,这除了她继承了父母言传身教的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等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外,还在于她从小在抗日革命根据地里长大和后来又上过小学,较早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和英雄模范人物的熏陶。

    如今在临西县,提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劳模“郝大娘”,几乎无人不晓。郝大娘名叫李春,生于临西马尔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9岁时丈夫病逝,不久大儿子又被雷电夺去了生命。但是,郝大娘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犁、耙等农活。在抗战中,她支持唯一的儿子投身抗日,多次接待和掩护八路军指战员,带领妇女组织互助组纺花、拉犁……1943年,郝大娘成为全县的头名劳动英雄,得奖大牛一头,事迹上了《冀南日报》,后来还参加了冀鲁豫边区英模大会。凑巧的是,她的儿媳妇是玉兰的堂姐。我和玉兰结婚后,她曾多次以自豪的口吻向我介绍郝大娘,谈起自己还在很小的时候,就从亲人们的口中,听说了郝大娘的事迹,决心向郝大娘学习。

    “胡大姐”胡勤英,这位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闻名冀南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党的女干部,也是玉兰心目中的学习榜样。玉兰曾怀着崇敬的心情,向我讲述了自己在高小时见到胡大姐——当时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的情景:“俺有个女同学刘军,她妈妈叫胡勤英,是下堡寺区的政委,即区党委第一书记。有一次,刘军带俺去找她妈妈谈事。胡政委待人挺客气,平易近人。在办公室里和来人座谈,都是男同志的风度。那次,胡政委问俺是哪村的,会不会劳动,还说叫刘军向俺这个小姐姐学习。当时,俺还听说,胡政委是全县唯一的一个女区政委,过去是有名的劳动模范,在抗日战争时支援前线,一个人推着装有四五百斤粮食的车子。她出身贫农,从7岁起当了童养媳,丈夫比她大20多岁。她当了区政委、县妇联主任,但从来没有提过离婚的事,一直对丈夫特别的好。她密切联系群众,哪儿有灾情,就到哪里工作。见到谁家困难,她就给谁几元吃药的钱,或给几元买盐的钱。她说,这是人民的钱,还应当再用于人民。所以,干部群众都亲切地称呼她胡大姐,胡大姐也成为人们学习的好榜样。那时,俺就下决心,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像胡大姐那样多做好事,成为人民尊敬的人。”

    从玉兰听到和看到郝大娘、胡大姐的事迹,决心以她们为榜样,为人民做好事,到后来学习徐建春的事迹,决心回乡务农,而且做到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积极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能够时时处处以先进模范人物为自己的学习榜样。在她的心中,有一种强烈而鲜明的荣辱观:为人民做好事最光荣,做对人民有害的事情最可耻。人活着,就要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春旱又来到东留善固,吕玉兰领着大伙儿浇水抢种红薯。

    时间不长,机遇再次向玉兰招手,她又当了正社长。当时,刚刚实现了合作化,县里对合作社的干部普遍进行了培训。那时候,对女干部比较重视,每个社必须去两个人,即要去一名正社长,也要去一名副社长即妇女社长,她就参加了县上的这次培训班。当时,东留善固村属于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他们就住在临清县旧礼堂,中间临时用席子隔开,一头是男的,一头是女的,地上铺了草和席子,开会就在对门的新礼堂。讲话的是县农工部高部长、县妇联周主任和团县委书记。县妇联主任周维贞到妇女社长们住的地方检查生活情况时,发现玉兰带的被褥太少,就给她拿来了一个用新棉花做的褥子。

    东留善固所在的张三寨乡5个村是一个小组,由外号“抗日迷”的副乡长王玉柱带队。他没有文化,去的几十个人,也没有几个识字的,就数玉兰的文化程度高。这样会上作记录,向上汇报,向下传达,王乡长都拉着她。大家都夸她是这个组的“小秀才”。玉兰回忆说:“当时,农村里真是太需要有文化的人了。”

    会上,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文章。这是玉兰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次学习,使她受到很大教育,决心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相信党,相信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在这次会上,玉兰所在的合作社、跟她一道来开会的新立社社长,由于他不好好开会和参加学习,被撤了职。这样,县、区领导就找玉兰谈话,要她当社长。

1955年底,年仅15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当时,玉兰当副社长的时间还不长,可以说只有一股热情,没有任何领导经验。当她听到领导上要她当正社长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能胜任工作。

    那天,县妇联主任周维贞、区组织委员葛长明找玉兰谈话,告诉她要她当新立社社长。周维贞还嘱咐玉兰:“玉兰哪,好好学习,把会议精神带回去,把你们那个合作社办好!”

    “哎呀,这咋行啊!”玉兰听了,立即着急起来,“有人本来就因为俺小,又是女孩子,有点看不起俺,叫俺当副社长,都是顶名来开会的。这会儿又叫俺当正的,大伙儿能听俺的吗!”

    可周维贞说:“能听!”

    玉兰问:“要是不听,那咋办呢?”

    周维贞又鼓励她:“你回去以后,只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好好带头干,一定能干好!”

1956年3月24日,出席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临清县代表合影,第二排左二为吕玉兰。

    “我这辈子的最大功劳,就是慧眼发现了吕玉兰。”年逾七旬的周维贞在向我回顾她当年培养玉兰的过程时,分明带着几分自豪的神情。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担任过区妇救会主任、县妇联主任、副县长、地区妇联福利部长、县法院院长等职的老干部,这样说:“当时,玉兰在乡小组会上发了一次言,讲到怎么抓又怎么干,非常具体和实在。我们就决定让她在大会上讲,因为我们党培养干部,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摔打。我们看到,玉兰对县上布置的工作,总是认真去落实,坚决按领导的意图办。她真是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姑娘!还有一件,她这一辈子从不在乎小事小节,总是注意抓大事、抓中心。而且,抓住了就不放,干起工作来真有一股子劲儿,一直要抓出成效来,才肯罢休。我看玉兰真有出息,我也真下功夫教。我曾嘱咐她,你要是怕发言讲漏了,就在手心上写几个题目,字不会写就画几个图。就这样手把手、嘴对嘴地教啊!”

    这是发生在1955年10月的事情,玉兰刚15岁。这样,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勤奋好学、带头劳动、积极工作、乐于助人、实事求是、敢做敢为的玉兰,成了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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