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老孬”这一伙不断地给玉兰“下卡子”、“楔钉子”，明的、暗的，硬的、软的，谁也说不清闹了多少鬼名堂。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引诱玉兰“下水”，与他们同流合污；或者借题发挥把玉兰整倒，把印把子夺过去。但是，玉兰站得稳、立得正，根本不吃这一套。

    其实，他们使的这一拉拢腐蚀的手段，玉兰早在前几年就“领教”过了。他们当村干部的时候，整天吃吃喝喝。每逢晚上开完了会，他们总是不散，等玉兰走了，又吃又喝。后来，这事被玉兰发现了，开完会，她硬是不走，看他们怎么吃喝，他们怕她揭发，碍他们的眼，想拉她参加，借口什么“开会太晚了，饿了，吃点吧”。她说：“咱们吃的是哪一项，这不叫贪污浪费吗？”他们知道玉兰不上这个钩，就再也不敢拉她了。一说散会，都走开。其实，他们不真走开，等玉兰走了，转一圈，又聚在一起，继续吃一顿喝一顿。后来，公社党委根据他们犯的毁坏树木、用公款吃喝等错误，分别给予了撤职等处分。

    这篇题为《党的好女儿吕玉兰》的通讯，在介绍玉兰对“拒腐蚀、永不沾”的体会时写道：“这些年来，软斗，有时比硬斗还吃紧。硬斗，表面上看来很凶，可因为它是明摆着的，容易看清，思想上有准备，就好对付；软斗，却是暗里使劲，说你几句好话，送你点东西，给你办件好事，三斗两斗，就把你给斗糊涂了。真是稍微不注意，就会上当。”

    凡是熟悉玉兰的同志都有这个感觉，她性格的最大特点是直爽，有啥说啥，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她自己从来不搞请客送礼那一套，而对某些领导干部搞的请客送礼、吃请受贿、拉帮结伙等不正之风，也看不下去，就像眼里的沙子，一粒也容不得。

    当时，东留善固所在的下堡寺公社有个社长，平时好搞吃请受贿，是个认酒不认人的干部。他每次来东留善固，总到“老孬”一伙的干部家里吃吃喝喝。终于，他们在一起越喝越多，越喝越近，时间不长，这个社长就被“老孬”一伙拉下了水。玉兰非常看不惯他搞的这一套，不但不去迎合，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当众予以揭露。这样，她当然不受这位社长的“喜欢”了，常常在工作上受到刁难。即使这样，她也不改初衷，坚决同这种不正之风进行斗争。

    那年秋天，大队副支书吕士周负责抓“三秋”工作。他吃在地里，睡在场里，累得又黑又瘦。正在这时，遇上了连绵秋雨，堆在场里的大垛大垛的豆子，有的遮盖不严，渗进水去，发了芽，约有三四百斤。吕士周站在豆子垛旁，揪心似地难受，眼里不禁掉下了泪花。社员们安慰他说：“士周，别难过，咱们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今后把场看管好就行了！”

    “老孬”一伙一直想搞掉玉兰的“左臂右膀”——大队副支书张青云和吕士周，孤立玉兰，但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会儿，他们听说场里的豆子发了芽，幸灾乐祸地说：“这回老天爷可帮忙了！吕士周管场烂了豆子，到社长那儿一告，不愁弄不倒他！”

吕玉兰和村里的老干部、老贫农亲切交谈。自左至右：崔连仲、杨宗学、吕玉兰、孙振祥、杨宗芹、杨成祥、杨宗振、吕士周。

    他们到公社找到“上头的根子”，夸大事实，造谣诬蔑：“吕士周把场上的两万斤豆子沤烂了，别人给他提意见，他不听，还说‘社长来了也不怕’。社员们的意见可大啦，都要求把吕士周撤掉！”

    其实，这个社长早就对玉兰为首的大队党支部有意见。前几天，玉兰和吕士周为他给“老孬”一伙说情，曾顶了他几句，对这他还怀恨在心呢。这回，“老孬”一伙来告状，正好找到整倒吕士周的口实。果然，没过几天，在公社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这个社长当场宣布撤了吕士周的职务。不久前，他们找了一条理由，把张青云的职也给停了。群众气愤地说：“这两个好干部，怎么都撤了？准是‘老孬’他们搞的鬼。”

    玉兰对这个社长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搞掉这两个好干部，十分气愤。因为她心里清楚，搞掉吕士周和张青云，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在支部里孤立自己，让村里的工作乱了套，把新支部搞垮。她决心要团结好同志们，坚持斗争，不能让他们的企图得逞。

    “玉兰当时面临的形势，真是乌云压境、风大浪急！”著名诗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田间等作家在一篇题为《只争朝夕》的报告文学中，这样介绍玉兰同这个社长之间进行的斗争，“此人是被撤职的前支部正副书记的支持者，经常在他们家里喝酒吃肉，要布票，要粮食，来来往往，非止一日，一个鼻子眼出气，合穿一条裤子。说穿一条裤子，可真穿一条裤子。前留善固支书……送给他一条黄毯子，他做了条裤子穿上。有一次，公社开党委会，玉兰当着大伙，问他：‘你这条裤子颜色挺好，是在哪儿买的？’他‘哦哦’了两声，红着脸说：‘……给我的。’紧接着又急忙改口：‘我跟他换的。’这一问一答，很引起别人的注意。玉兰意味深长地说：‘我早就听说啦，是……给你的。’玉兰这样跟他‘过不去’，又不会用好烟好酒等奉承他，在他眼里，玉兰自然是个‘坏’干部了。因此，开支书会也不通知玉兰，指名别人参加。来到村里，这不是，那不是，净挑毛病，当着群众指责玉兰：‘人家犯了错误，你干，你哪一点干得比人家强！’”。

    到了第二年6月，当临清市委工作组来东留善固解决“老孬”一伙利用“整风整社”运动整玉兰的问题时，才把这个社长的事情同时加以解决。那天，工作组决定召开群众大会，一些干部、群众听到这个消息，提意见说：“刨树要刨根。‘老孬’他们搞阴谋活动的根源，在俺们公社里。俺们要求公社那个穿黄呢子的社长，亲自来澄清事实。”工作组认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就打电话通知这个人，到村里来参加这次会议。

    那个社长情知自己同这一阴谋活动连在一起，几次电话通知，都推说有病，或者说什么有事不能来。最后，县委命令他到东留善固来澄清事实，他才硬着头皮走进了会场。

    会场上，大家看着这个社长，只见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好不自在。在工作组点名让他发言后，他结结巴巴地对“老孬”一伙说：“你们尽是瞎胡闹，不该借着‘整风整社’的机会，陷害干部。”他这一洗白，群众哄地一下笑了。县委工作组的同志，当场批评了他。

    无独有偶。3年后，在开展“粗线条四清”之际，县委向东留善固派来了一个驻村工作组。想不到，这个工作组组长同样是个热衷吃喝、不干正事，专门与那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拉拉扯扯的人。对于廉洁奉公、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玉兰，极尽打击排挤之能事。玉兰同这个组长，又前后进行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斗争。

    玉兰在当时的笔记本上，多次记载了这个组长利用职权压制和刁难她的情况。她在1965年7月13日写道：“我开会回来后，和省文教局座谈了4天。这几天，蹲点干部很不支持我的意见，外地经验一点也不采纳，并且还很反对。”在这个月的另一篇笔记中，她这样写：“这几天我老是在想什么？怪苦恼的。工作组有的人反对我，见人说怪话，如‘我们工作，叫她露脸’……比如开很长时间会议，不让贯彻外地经验，听不进去，说什么外地经验是外地的事，如王志琪是全地区的尖子，还能比？这里是什么条件，什么情况？我的意见半点也不采纳。我开会很长时间，因为大队的工作差距很大，赶快得弥补。工作一贯顶牛。开展评选五好，我建议要有政治思想好，突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就是不同意，他还常说，我不能光当你们的通信员、演员，要当教练员。为什么他安排工作不叫别人插嘴呢？我说我要组织开会，他就在外扬言说我骄傲。我想光个人干吧，也不行。如何把大家的因素调动起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粮食搞得不突出，有重棉轻粮的劲头……不让我讲，他们思想不通，打通他们吧，就说我给他上课了。”

    面对这位曾经担任过县委党校教员、如今又是驻村工作组的组长，利用职权搞的打击和压制行为，玉兰毫不畏惧，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有一次，玉兰在邢台地委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回村后，为推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提出传达地委会议精神，这个组长借口生产忙，没空开，一推再推。后来玉兰等急了，便说：“你没空，我来开!”

    他一看挡不住了，说：“今天晚上，我先给你们讲一篇《反对自由主义》吧！”

    玉兰说：“那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哪篇也行。”

    到了晚上，把人召集齐了，玉兰去请他，他却说：“不讲了。”

    玉兰一看他故意摆弄人，便问他：“为什么不讲？”

    他胡扯说：“没书。”

    玉兰把《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都送到他的面前，说：“有书了，讲吧。”

    他又说：“什么也不讲。”

    当时玉兰真气急了。说：“你不讲俺讲。你们不打算叫俺们学，俺们偏要坚持学。”

    这天晚上，玉兰讲完《反对自由主义》以后，接着就贯彻地委会议精神，特别强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1966年初，这个不讲原则、不干好事的工作组组长，终于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评，并被调离了工作岗位，广大干部和群众为之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