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还想给读者们介绍一些并非本篇话题之外的情况。这就是，玉兰能够正确对待和热情团结那些在“文革”中曾经反对甚至批斗过自己的年轻人。对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她不记前嫌，大度宽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文革”中，吕玉兰和干部群众一起进行政治学习。

    “红卫兵那么斗玉兰，他们来到咱东留善固，玉兰还叫大家一定要好好招待。”一位东留善固的老大爷，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俺就说，不叫他们吃一粒粮食，叫他们喝西北风去。你听人家玉兰说啥，‘红卫兵都是革命的好后代，他们年纪还小，受了坏人的支使，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错。’玉兰啥事儿也能容，什么都能想得开！”

    玉兰的度量不是谁都能比的！”一位老大娘拉着我的手，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当年，俺们公社有个‘造反派’，曾当过玉兰的秘书，和玉兰亲得像一个人似的。玉兰被批斗后，她随着变了脸，给玉兰贴大字报，在大会上批玉兰，可狠啦！玉兰‘解放’后，有一天，这人来到东留善固，上谁家去，谁也不理她。眼看到了中午，她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就厚着脸皮到了玉兰家。当时，玉兰不在家，玉兰爹看到这人，气不打一处来，黑着脸说：‘你还有脸来吃饭？’玉兰娘见她饿得那个难受样儿，就给了她一个馍馍，把她支走了。玉兰回到家，听说了这事，立即叫人把她请到家里，让她喝了碗热呼呼的面条。这人边吃边掉泪儿，感激人家玉兰呗！”

    1968年1月11日，临西各界在县城举行了县革委会成立大会，玉兰当选为县革委会副主任。这时，村里一些在“文革”中保过玉兰的人以为，“这下子把天拧了过来，可以整整反对派了。”主张大小队所有的领导职务和社会活动，都不能让观点不同的“对立面”参加。然而，玉兰不同意这样做，几次提出让他们参加。

    有人便对玉兰说：“你还管他们几个呢！你就不想想他们斗你时的那个狠劲儿？”

    玉兰说：“只要是革命的同志，就必须团结起来。”

经过“文革”的风雨，吕玉兰在政治上更成熟了。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1971年，东留善固林业队一个青年在骑马时，不小心摔了下来，顿时昏迷过去。玉兰当即组织人对他进行抢救，把他送进了下堡寺公社卫生院。村上许多人对玉兰的做法不理解。原来在几年前，“造反派”们大肆批斗玉兰的时候，这个青年上台摁脖子、插小旗……村上的群众对他颇有看法。他住院后，由于县内缺少一种治疗脑伤的特效药，玉兰又亲自去邢台、石家庄，买回了这种药。有人对她说：“你怎么还给他弄药？管他那么多干啥呀！”玉兰劝他们道：“这个青年斗俺，是受了坏人的蒙蔽，但还是咱们的阶级兄弟。眼下咱们不尽力抢救，他就完了。他还年轻，要是落个残废，可害了他一辈子！”后来，玉兰从外地开会回村，还几次去看望他，使他十分感动。由于治疗及时，这个青年没有落下任何后遗症，如今是个壮劳力。

    1972年，国家征兵时，村上有个青年愿应征入伍。可是有的村干部坚决不同意，原因是他当年在批斗玉兰时，是个“积极分子”。于是，这个青年便去找玉兰，玉兰立即表示支持。这事让有的人知道了，就问玉兰：“那小子对你那么毒，你咋叫他当兵啊！”玉兰答道：“办啥事要为国家着想，不能为俺个人考虑。从全面来看，这个青年还是表现不错的。只要他愿意当兵，又能通过体检，就应该让他去，不能因为和俺个人有点小疙瘩，就去治人家。”在玉兰的热心支持下，这个青年后来顺利地入了伍。

    孙大芹、杜玉芹等老大嫂向我讲起这些故事，纷纷称赞：“到底是人家玉兰，不记前嫌，胸怀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