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兰和全国劳模们在会议上。自左至右为：巴桑、李顺达、吕玉兰、陈永贵、宝日勒岱。

    正如任何新生事物在其成长和发展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生产责任制既有它强大生命力的一面，也有它遇到种种阻力，以及不断暴露自身缺点的另一面，需要人们不断地对它给予支持，使它得到完善和提高。玉兰在热情赞扬农业生产责任制优越性的时候，也不断发现和纠正它的缺点。那几年，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分管农村报道，对责任制的施行情况了解不少。玉兰就经常同我讨论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和纠正的措施。她还几次把有关情况加以整理，带到北京，通过参加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会，向中央领导反映。

    那是1981年9月1日晚，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她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考虑到这时玉兰已被免去省委书记等省上的一切职务，下放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便劝她：“你不是省领导了，中央还重视咱们的意见？另外，现在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对生产责任制的赞扬声，你去说一些问题，人家爱听吗？”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玉兰两眼闪动着热切、坚定、自信的目光，习惯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不是省委书记，还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哩！如果都把责任制说得天花乱坠，有了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果然，她这次到北京后，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并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她的发言，也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年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次会议第7号简报上，共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

    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形势确实越来越好：粮满仓，油满缸，住新房、吃细粮，身上穿的的确良。但是，农村也有问题，邓副主席讲的思想工作涣散软弱的现象，在农村照样存在。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表现在：一、损公肥私。有的人卖棉花掺水，卖粮食掺沙子。二、办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浪费严重，没有上千元钱过不去。三、迷信活动猖狂，烧香拜佛、问卜占卦的越来越多。四、偷鸡摸狗、偷盗抢劫的多了。五、有些青年人不关心国家大事，开会不参加、学习不努力，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六、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化、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建议：一、思想工作要全党抓，认真抓；二、各级党校要培训农村政工干部，帮助他们在新形势下学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三、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四、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要经常总结、交流、推广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

吕玉兰和山西省劳模吴吉昌（左一）、申纪兰（右二）等在全国人代会上。

    后来的事实表明，玉兰及时发现并建议纠正当时农村中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写到这儿，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好几位熟悉玉兰的老领导、老同志、老战友的话语——

    他叫洪毅，原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说：“玉兰为人处事的最大特点，就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平时工作是这样，在中央开会时也是这样。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她敢说；领导乐意听和不乐意听的话，她都说。”

    她叫侯隽，中国女知青代表，曾任天津市宝坻县副县长、县政协主席。她说：“玉兰开会尽爱反映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情况。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也在农村，对农村的情况很熟，对农民的感情特别深，对农民的疾苦了解得多。”

    她叫王秀琳，曾任全国妇联筹备组成员、《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她说：“玉兰是个实在人，一向说实话、办实事，到中央开会或在全国妇联筹备组工作的几个月里，也不改这个习惯。而且，她比较注意反映来自基层的意见、呼声和问题，对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正确决策，很有参考价值。”
    ……

    确实，玉兰平时的一言一行，总是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总是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怪不得人们都说，“玉兰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玉兰人民爱”。正是因为玉兰心中时刻装着人民，敢为人民鼓与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