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听听传达，难道不行吗？”

    “行，行”。

    玉兰连珠炮似的提问，使“李歪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嘴之力。

    正在玉兰与“李歪把”周旋之际，张相华迅速进入一楼往左拐，来到杜森尧所在的房间，对他说：“玉兰来了，要向你传达省上的精神，马上到市招去一下。”

    连续被软禁了9天9夜的杜森尧，此时已精疲力竭，突然见到省里人要接他出去，仿佛见到了救星，泪水顿时夺眶而去，紧紧握着张相华的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没敢带自己的笔记本和洗漱用具，只把那张夺权名单装进了口袋，就跟着张相华出了门。

    玉兰看到张相华、杜森尧向汽车走去，便对“李歪把”说：“李局长，俺们到市招去传达一下，再见吧！”

    “这——？这——？”就在“李歪把”不知怎么办好时，玉兰已登上了早已发动的汽车。一转眼，两辆汽车便在“李歪把”的视线中消失了。

    他们来到市招待处，迅速安排杜森尧换乘另一辆吉普车，让他趴在后排座位下边，由省警卫处的同志护送前往石家庄。这辆车没有沿着京广线直接南下，而是绕道太行山，拐了个大弯。

    玉兰料到造反派很快就会来要人，便留在市招待处以待应付。

    果然，不到半小时，造反派头头杨连甲就带着几个人，匆匆赶到市招待处来找杜森尧。杨连甲一见玉兰，就急切地问：“杜森尧呢？”

    “连甲同志，你好啊！”玉兰面带笑容地说，“俺和森尧同志谈完话，就让他回地招了，刚走一会儿。”

    杨连甲转身要走，玉兰一把拉住他的手，说：“连甲，快到中午了，咱们在一块吃顿饭，再好好拉拉。”

    玉兰一边说，一边拉着杨连甲往餐厅走去。杨连甲抬手看看表，说：“才10点多，吃饭还早着呢！”

    “咱们不会跟大师傅说说，让他们快点做啊！俺们也想早点吃了饭，往石家庄赶呢！”玉兰说。

    杨连甲被玉兰拉着，走进了餐厅，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同玉兰说着话，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11点半，饭菜才端上来，吃过饭，已是中午12点多了。

    送走了这位“不速之客”，玉兰对张相华说：“这下子，杨连甲想追也追不上了。”说完，大家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玉兰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年近七旬的杜森尧，向我谈起当年的往事，感慨万分，“那一段，‘造反派’整天围着我，日夜不让我休息，精神真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要不是玉兰帮我逃出来，后果不堪设想。玉兰冒着风险，专门到保定去救我，我很感谢她！”

1976年，吕玉兰在解决“保定问题”时，也不忘参加劳动。

    我在采访中，还听到一个玉兰“十请杨凤鸣”的故事，表现出她为解决“保定问题”，真是费尽心机，呕心沥血。

    杨凤鸣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河北省闻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之一，先后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公社书记、县委常委，1973年任雄县县委书记，也是保定地区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玉兰去解决保定问题时，曾到雄县找过他多次。

    玉兰在雄县看到，这里的社会形势比较安定。这时，她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地委第一书记陈哲耳聋多病，已无法坚持工作；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多来自省上或其它地市，对保定的复杂情况不太了解，难以控制局面，不愿来这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找一位原在这个地区工作，现在又能做好各派团结工作的人，担任地委的主要领导职务，尽快把这个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玉兰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觉得杨凤鸣是个较为合适的人选。他有这样三个有利条件：一是他当年曾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青年领导干部的培养对象，在保定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和知名度；二是他生在雄县、长在雄县、工作在雄县，对保定地区人熟、地熟、情况熟；三是他顾全大局，观点公正，对保定各派群众组织都说得上话，能把各派团结起来。

    杨凤鸣在向我谈到玉兰请他“出山”的动因时，这样说：“玉兰我们俩对保定地区的观点比较一致。玉兰问我，保定地区怎么解决好？我说，首先要千方百计把两派群众团结起来，谁也别伤害谁，以安定团结了为目的，以正常工作了为目的。谁能安定了，就说明你胜利了。否则，矛盾越弄越激化，谁也干不成事。玉兰赞成我的观点，说我说得非常对。她往省里汇报了我的意见，省里也基本上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出来能稳定局势。”王玉、李铁等同志也向我谈到，玉兰当时曾多次同他们商议过这件事，并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一想法。在省委领导的授意下，她向杨凤鸣透露了这个意向。

    “玉兰先后来了十几趟，反复做我的工作，让到保定地委任职。”杨凤鸣在谈到玉兰请他“出山”的经过时，神情显得十分激动，“我那时想，保定地区那么乱，能收拾得了吗？另外，省上到底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我当了地委书记，省上能不能既给职又给权？玉兰就在我和省委之间来回传话，一再做我的思想工作，鼓励我出来干。玉兰对省里说，让杨凤鸣出来解决保定问题比较好，他两派都能说得进去，别人谁也解决不了。”

    那天，刘子厚、马辉、玉兰等省领导，要直接同杨凤鸣谈话，地点选在毗领保定地区的沧州地区任丘县。他们来到任丘县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吃过晚饭，玉兰从任丘出发，前往雄县去接杨凤鸣。

    从地图上看，任丘与雄县，一个位于白洋淀的东北角，一个位于白洋淀的东南角，两县县城相距不过近百里，如今通柏油路，坐汽车一个来小时就可到达。可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县之间还是土路，路面坑坑洼洼，好车也要走二三个小时。

    当玉兰、杨凤鸣在返回任丘的途中，来到白洋淀边上的枣林庄大闸上，已是半夜时分。怀孕已经5个多月，这天又连续乘车赶了数百里路的玉兰，忙得整天都没喝上一口水，此时感到又累又渴，头晕心慌。她实在受不了了，便叫司机停下，休息一会儿。

    “玉兰真可怜，也真坚强。”杨凤鸣说到这儿，不禁语音哽咽，“玉兰挺着大肚子，上下车都不方便，还整天跑来跑去。那天，我看她太累了，又渴得不行，就半夜敲开枣林庄大闸职工的门，给她要了杯水喝，休息了一会儿，才又赶路。省领导同我谈完话，已是第二天凌晨，玉兰又坚持要送我，怎么劝也不行，一天一夜都没睡觉。我看玉兰一片诚意，就对她说，就这么着吧，这回听你的了，到地委上任吧！”

    我手头保存着中共河北省委于1976年5月12日同时发出的两份文件，一是决定撤消“省委派出的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二是同意保定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员会主任陈哲同志因病休养，决定“由杨凤鸣同志代理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6年，吕玉兰在保定的白洋淀。

    从这年6月21日到7月27日，党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办解决“保定问题”的学习班，参加成员有河北省委、保定地委的主要领导和保定造反派头头，玉兰也参加了学习班。据她当年的笔记本记载，当时的中央领导王洪文、纪登魁、陈锡联、吴桂贤、吴德等，先后5次接见省、地领导。在接见时，王洪文一方面讲要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让造反派给省领导提意见，要求作检讨，实际是“批斗”省领导。刘子厚在会上检查了两次，也没通过。

    正在这时——7月28日凌晨，河北省东部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大地震，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指示刘子厚、马辉等河北省领导，立即去唐山指挥抗震救灾。其余省委常委以及保定地委领导，则分别回到石家庄和保定，各自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唐山救灾。这样，学习班便不了了之。马辉在事隔多年后，向我谈起当时的情景时不胜感慨：“唐山地震是个很不幸的事件，可是它却救了我和刘子厚呀！要不是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还不知要把我们扣到哪一天哪！”

    这年10月，打倒“四人帮”不几天，党中央就决定立即着手解决保定问题，并组成了以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为组长，河北省委、省军区和保定驻军主要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用飞机向保定地区广大城乡散发了百万份传单，同时逮捕了杨连甲、丁得进等主要造反派头头，收缴了散失在民间的众多武器，才逐步使这个地区多年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逐渐安定下来。这年12月，党中央从全国7个省调集了数十名地、县级干部来到保定地区，分别担任地、县领导，进一步开展整顿和治理工作。至此，“保定问题”终于获得了完全解决。

    玉兰在解决“保定问题”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请当年同解决“保定问题”有关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谈了他们的看法。

    ——刘子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先后担任河北省省长、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玉兰、李铁等同志去保定，虽然没把保定完全平定下来，但总是坚持干了一段，使得“四人帮”也没能得手。咱们把他们顶了，形成这个局面，现在看来不容易，比完全让出去好得多，这一点也显示了玉兰的能力。保定一丢，多大的地盘啊！河北吃得消吗？周总理同意我们使用老干部稳定局面抓生产，“四人帮”是利用造反派夺权，玉兰站在老干部一边，同造反派的斗争是很坚强的。

    ——郭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任河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玉兰积极参与了解决“保定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当时，那里的形势很复杂，也很危险，因为有“四人帮”直接插手，造反派也很凶。玉兰作为党的年轻干部，能够听从党的指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一点是很不错的。

    ——王玉：玉兰在保定的那一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团结了一些人，争取了一些人，也瓦解了一些人。而且，我们工作组和领导小组内部一直很团结、很一致，没有给造反派留一点空隙，工作中没有任何遗漏。在保定，玉兰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责任感和忍耐力，承受的压力比我们任何人都大，真是忍辱负重，受尽委屈。

    ——杨凤鸣：玉兰为人很朴实，工作很卖力，没什么领导架子，为稳定保定局势尽心尽力。她对解决保定问题有贡献，是她把保定局势稳定了下来，使我能主持工作了。要不然，连毛主席逝世的追悼大会也开不成，到唐山去支援抗震救灾也搞不成。

    ——杨连甲：玉兰到保定来，跟我谈过两三次，说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你们别再折腾了。玉兰来，可受委屈了，因为她是代表省委来的，下面就把她当作省委的代表、能够解决问题的省领导来对待，给她出难题，什么围攻她呀，质问她呀，有气都向她撒呀！就这样，玉兰还是苦口婆心地给我们做工作，经过她的一再劝说，我们就没有再去省里贴大字报了。

    后来，玉兰又多次来到保定：到河北农业大学上学、在省农业厅时几乎年年到这里抓工作……她还曾带着我到过保定地区西部的太行山和东部的白洋淀，边走边给我讲这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和革命斗争故事。像阜平的红枣、曲阳的石雕、望都的辣椒、白洋淀的苇席和鱼虾、易县的西陵和砚台、清苑的冉庄地道战，以及《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小兵张嘎》等长篇小说和电影里以保定为背景讲述的故事，她都提起过，可以说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她这样深情地对说我：“那年解决保定问题，俺也出过力、流过汗、费过心，连命都差点丢在这里。不过，想想这里，不但是个出特产、出古迹的地方，还是个出人才、出故事、出作家的地方。这辈子能为保定做点事，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