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思考着这么三个问题：第一，如果军队不反腐，会是什么样？第二，如果军队不改革，会是什么样？第三，如果军队不以战斗力为标准，会是什么样？首先要问，这支军队是不是每个人都心无旁骛在想打仗？ 第二，想打仗的人，会不会打仗？特别是现代化战争？第三，会打仗的人，敢不敢打仗？”罗援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如是问。

    2017年,中国军队变革如暴风骤雨。

    从2015年军委扩权、四总部分拆、组建陆军管理机构、废军区设战区，到2017年扩编海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这场建国以来中国军队最大的一次变革，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

    变与不变间，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因图谱又是如何传承？

    “新古田会议是在重拾军魂、回归传统，红色元素是人民军队抹杀不了的胎记。会议对困扰军队的“非毛化”、“非红化”、“非党化”、“非战化”和“非政治化”五种思潮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说。

    福建古田，是人民军队的重生之地。1929年的那个冬天，华尔街股市刚崩盘，美国人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大洋彼岸，各路军阀图谋逐鹿中原，中国人不知道谁是赢家。视野之外，一群平均不到30岁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闽西小山村召开会议，少有人能预见到，这支队伍的未来，会激荡着中国与世界。

    “这就是一个冲锋号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从这儿开启了我军的政治工作，在开展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也开始纠正自身存在的小农意识和旧军人的陈陋习俗。”罗援说。

    “历史，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2014年10月30日到11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这个由习近平提议召开的会议，筹备了一年多时间。

    2013年5月，当选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两个月的习近平，在视察成都军区时，明确提出到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2013年6月，总政治部组成文件起草组，先后到全军100多个旅团以上单位调研，召开58个座谈会，当面听取200多名军以上领导干部意见，查找梳理出19个方面168个问题。

    上一次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还是在1999年。

    “2014年春节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局派人来古田镇考察。有限的接待条件，让负责人颇为为难。回京后，他跟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汇报，一个小镇怎么能够开这种国家级会议呢？许其亮把他训了一顿，‘习主席交待的，没条件也要开，哪怕是所有与会人员都住野战帐篷，也要开’。”负责配合军方组织会议的福建龙岩宣传部副部长尤建源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中央军委委员只留一个在京值班，其他全来了；原四总部、各大单位军政主官和军级政委一个不漏；与会人员中总共有307个将军，现役的34个上将来了31个。还有公安部领导参加。”

    习近平在古田会议会址参观时，就红四军军史等，向随行的中央军委委员连提十几个问，要求现场回答。习近平表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很多将领的衣服都被冷汗打湿了。习主席准备了四十几页的讲稿，本来计划是要讲两个半小时，结果脱稿讲了四个半小时。

    1929年，人民军队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军内对党的领导的争议，内部种种旧军队的积习，让这支军队的前途危若累卵。

    与会的谭震林回忆说，“现在说到井冈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胜利会师，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红军力量，那是古田会议以后的事。这以前，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部队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明显。因此，最初的争论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

    在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红军第一套统一的军装，红色领章上缝着黑边。邓泽村馆长介绍道，黑边是为纪念列宁忌辰而留的。那是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长汀后，用筹集的5万大洋赶制了4000套军装。此前，红军战士穿什么的都有，农民的短衫、铁匠的坎肩、地主的马褂、书生的长袍，甚至敌人的军装。

    比服装更混乱的是思想。军内的思想混乱让毛泽东倍受排挤，落选前委书记，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他因此离开一手创立的红四军达5个月，甚至动过到苏联学习的想法。所幸，陈毅报经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请回毛泽东，毛重新确立在军中的领导地位，才有了古田会议的成功。

    在罗援看来，新古田会议的核心，就在于重申“党指挥枪，是不可动摇的军魂”。国外学者经常问罗援，每次出现重大政治风波时，西方媒体总在揣摩，作为特殊的政治力量，中国军队在政治活动中会作何反应，是不是会发生政变？“每次都预测失败，这让他们很沮丧。在他国，军队是独立力量，发出独立声音。在中国不是，“党指挥枪”就是我们的军魂，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绝对不会背离这个宗旨和铁律。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设立党委，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异见者成不了气候，做不到和党离心离德。”罗援说。

    “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

    2014年10月28日，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移送审查起诉，开除军籍。如同春天里的第一声响雷。

    回头看来，“大老虎”徐才厚落网，只是连串雷声隆隆的夺人先声。2014年10月30日，新古田会议一开场，习近平就通报了徐才厚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深刻剖析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和作风上存在的10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他指出，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很重要的要体现在高中级干部身上。

    “我曾说过‘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打败我们这支军队，唯一能打败我们这支军队只有贪腐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习主席的一次历史性的功绩，可以说是挽救了我们这支军队。”罗援说。

    见微知著，新古田会议的食宿就可窥见加强作风建设的要义。原南京军区调配来九座板房，房内安着是基层连队标配的架子床。此外，还有三间没星级的招待所被定为住宿地点，哪怕是将军，也得两人一间住在略显局促的标间里。另外，又建了两个可供五百人吃饭的临时食堂，将军们就在这里吃会议餐。与会的将军不允许带秘书，所有发言材料都得自己手写，且会议发言时不准看稿子。

    在社会上，军内反腐常被拿来与地方反腐作对比。“以前可能有人认为，军内贪腐比地方严重，反腐力度不够。新古田会议前后，两个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拿下，明显比较出我军壮士断腕的魄力。”罗援说。

    新古田会议后，军内反腐高潮迭起。2015年初，中国军队50天内两次公布30名高级将领被查。2016年7月，郭伯雄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月，空军原政委田修思落马。

    “这实质是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特别是围绕突出军委主席负责制。郭徐无视军委主席的核心作用，淡化军委主席的权威性，造成军内混乱。一是把个人意志凌驾于中央之上，二是把个人好恶取向置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三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罗援说，“我军前一段之所以具备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的人才不够，原因就在于吏治腐败，人的选拔不以党性原则和能打仗为标准，选拔重用了一批买官卖官的贪官庸才，使能打仗、会打仗、敢打仗的优秀人才被‘逆淘汰’掉了。最终腐坏的是军魂。”

    罗援话锋一转，“贪腐问题也不能扩大化，我们对军队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充分的信任。‘“无官不贪’这也不是一种客观的看法。军中对贪腐问题早已深恶痛绝、反复斗争。正是刘源和原总后党委犯颜进谏，以宁肯丢乌纱帽也要拿下谷俊山的气魄，打响军内反腐的第一枪。这说明军内的纠偏机制仍在起作用，军魂未灭，军心未散，反腐是有群众基础的。”

    “肃清郭徐流毒”成为近年来军队逢大会必讲的内容。通过观察军方发言，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从“彻底肃清”到“更加彻底肃清”再到“深入彻底肃清”，发展到如今的“全面彻底肃清”，力度从未衰减。

    2016年1月，军改大幕拉开，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其由下属原总政“升格”为军委直管，并在史上首次向军委机关部门和各战区派驻了10个纪检组。同时，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

    “不能指望依靠举报来打开军队反腐的缺口，建立起更多规章制度才是治本，形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罗援说，“制度、监督、教育，要多管齐下。对高层干部的监督很重要，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党的管理、党的监督。徐才厚之所以知法犯法，一是对他的监督不够;二是对他的思想改造不够，教育没有入脑入心; 三是自我改造的问题,缺乏道德底线、党性修养。要像老一代革命家那样严于律己，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三个方面要相辅相成，法律是刚性的，但完全拿法律的框框去约束，未必会有很好的效果，还是要用常态化的教育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和灵魂，这样才能让人自觉地去律己。”

    新古田会议刮起的风暴之下，一批违规提升使用的干部，被降职、推迟任职起算时间等处理。“惩罚和挽救并举，绝对不能让腐败分子存有侥幸心理，蒙混过关，对他们的宽松就是对广大官兵积极性的一种挫伤。”罗援说，“但更多的还是要治病救人，教育多数人，打击少数人。相信我们广大指战员，总体是可信赖的，某些地方的差错还是可以做工作，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我要重申的是，靠说情的人治已经不行了，得依法治军。”